首先，自己不是君子，所以，才想到學做君子。
什麼是君子呢？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出自《論語雍也》）。白話文的意思是：性情過於直率就顯得粗魯，禮儀過於恭敬就顯得虛浮，恰當的性情與禮儀，才是成熟的人該有的樣子。從個人修養的角度來理解，“質”是指質樸的品質，“文”則是指文化的修養。那麼，“質勝文則野”就是指一個人沒有文化修養就會很粗俗；“文勝質則史”就是指一個人過於文雅就會顯得像個書呆子。所以要“文質彬彬”，既要有文化修養，又要有懂得禮儀，這樣才能夠稱得上是真正的君子。文與質是對立的統一，互相依存，不可分離。質樸與文采是同樣重要的。正象是藝術的雅俗共賞一樣。經過兩千多年的實踐，孔子的文質思想不斷得到豐富和發展，極大地影響了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作為君子，既要充實自己，修身養性，又要推銷自己，為人所知。君子不是不求名，而是不求虛名。文采和質和諧統一，這才是一個君子應具有的品格。偏頗於任何一方，都達不到事物的最佳境界。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君子求的是名實相符，既不妄取虛名，也不埋沒自己的才華。而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往往自視清高，卻懶得推銷自己，對工作事業甚至生活缺乏激情，這不是君子所為，別人感覺到的不是君子，而是酸腐。
樹立“文質彬彬”形象，就是要處理好質和文的關係。文是外表，質是內在。對一個人而言，質是質樸的天性，是指內在的品質、道德等方麵；而文則是他的文采、文明等，是指外在形式特征。孔子認為，人的這些天性，不論其好壞，如果不經過社會文化的陶冶，不經過文的調節，就會失去善的一麵。孔子又認為，一個人文化水平較高，並且很有文采，甚至超過了質樸，如果因此失去了作為人的本性，那就會變得虛浮，華而不實，言而無信，脫離實際，流於表麵，就會浮躁、浮誇。這兩種類型的人都不是理想的形象。隻有“文”和“質”兼備，兩者平衡，互相和諧，才是最佳形象，才能算是個真正有道德的人。即，文質彬彬的君子。想想身邊這些年有些權利的人，往往隨著位置的升高而浮躁浮誇起來，一點兒文質彬彬的形象也沒有了。恰如那天董事長下樓上車，打聽好幾個人不明白綜合部副部長大步流星往外衝刺的目的，原來是給董事長開車門。“看看，我不腐敗都不行。”董事長開玩笑說。後來，董事長進去，並不是因為別人給他開車門，副部長轉正卻是與“開車門”有很大關係。
“君子者，權重者不媚之，勢盛者不附之，傾城者不奉之，貌惡者不諱之，強者不畏之，弱者不欺之，從善者友之，好惡者棄之，長則尊之，幼則庇之，為民者安其居，官者司其職，不失義，不離道，君子行事之準。”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這也是君子的一個定義，可以用此“日三省其身”。
君子,是傳統儒家的理想的人格典範,我們說某某人像一個謙謙君子,可能是對這個人的最好讚賞，按照一些人的說法,在論語中,對君子的標準具有三重的界定
何謂君子學,就是讓我們更超乎功利一點,讓我們所學的一切,更多的不要想著實用,而要想著修養。因為一個人,隻有你內心修養真正有了一種從容淡定,了解自己在這個坐標係上的位置以後,你才不能夠有那樣一種起起伏伏的歡喜或者沮喪，也就是說,做好自己的事,當一個善良的人，這是論語對於君子的第一條界定。
第二個標準：他是一個偉大和高尚的人,他必須得是胸有大誌,是宏闊的。那麼這種宏闊之誌可以要求一個人不是太顧及眼前的生活,孔子曾經說"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一個人如果成天想的都是他自己住的房子怎麼樣,自己過的日子怎麼樣,那麼這個人她就不能夠成為一個真正的君子,君子應該是胸懷天下的。
一個真君子的第三個標準就是好處事,他的人際關係一定是融洽的友善的,而這個人最終在團隊的合作中有所作為,所以孔子曾經說君子跟小人有一個很大的區別就是：君子群而不爭,矜而不黨。君子是合群的,他在一大群人裏麵他從來是不爭的,不跟別人有太多的糾紛爭執,他一個人內心可以是驕傲的,可以是矜持的,但是他決不結黨營私。
無疑,這種對於君子的論述是十分全麵和精到的,我當然是十分的認同。但是,我覺得,在我們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發展過程中,我們已經在論語的基礎上,給與了君子的概念更為深廣的含義,而且,如果我們一味的固守於論語對於君子的界定,可能會不利於我們後人更好的傳承先人所留給我們的優質的財富。
其實,我對於君子這個概念也沒有很深的理解,所以我在這裏談論君子的概念,肯定會引起一些內行人的笑話。我之所以想在這裏談論君子的概念,是因為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在平常的為人處世的過程中,常常會覺得,君子的標準,非常非常的合乎我的心意,每當我感覺到我的一些方法合乎了君子的標準,我就會沾沾自喜。我想,這肯定是一些已經深入了我們骨髓的一些傳統的東西在作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