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年的戰亂，對上海沒造成太大影響，一副歌舞升平的景象，隻是幣製非常混亂，大洋、法幣、日元、軍票，汪偽政府的中儲卷、美元、英鎊等貨幣都能在世麵上看到。
宋春茂還曾經試著用蘇聯盧布在百樂門餐廳結過帳，收銀員麵對陌生的鈔票，臉上露出為難的神色，過了片刻，一個金發碧眼的外國人被請了過來，他拿起那一遝麵值100盧布的鈔票仔細看了看，便毫不猶豫的把錢收下了。宋春茂也才知道，這些花花綠綠的鈔票竟然如此值錢，100盧布價值頂的上200美元，或者是100個現大洋。
這個意外的發現，讓鐵觀音他們大喜過望，上海灘就是銷金窟，笑貧不笑娼，百樂門一個陪舞的小姐，每個月的收入都在6000大洋左右，相當於一個中等農民100多年的收入。在這裏紙醉金迷，一擲千金的故事每時每刻都在上演。
鐵觀音等人住進百樂門旅館，六個房間每天都要花費將近2000大洋，鐵觀音此次闖上海灘雖然帶了不少錢，但這樣流水般花費，沒幾天就囊中羞澀，旅館的老板暫時還沒有把他們掃地出門，但鄉巴佬，土包子之類的混賬話每天都掛在嘴邊。
銀元雖然堅挺，但攜帶極不方便，宋春茂的意外成功，讓鐵觀音頓時有了柳暗花明的感覺。日本人和美國人，英國人激戰正酣，如果拿大筆的英鎊或者美元來消費，可能召來不必要的麻煩，日元和法幣貶值的厲害，老百姓手中隻要有這兩種貨幣，馬上想辦法花出去，麵值20元的法幣，民國25年時可以買到一頭牛，幾年後這些錢連一盒火柴都買不到。
日元的情況也差不多，1936年，100日元可兌換29美元，但到了太平洋戰爭爆發後，100日元隻能兌換兩美元了。而蘇聯一直沒有對日本宣戰，所以蘇聯盧布在日占區被廣泛接受也就順理成章了。
囊中羞澀，捉襟見肘的鐵觀音突然變得豪爽起來，直接拿出200萬盧布壓到櫃上，這些錢足夠他們在上海無憂無慮的生活三年，旅館的老板也像變了一個人，每天鞍前馬後的伺候著，直到這個時候鐵觀音他們才知道，原來旅館老板的國語非常流利，拗口的上海話隻是說給窮人聽的。
石英要找的艦艇設計師鍾曆文一直被日本軟禁在虹口，日本人在上海沒有租界，但他們通過種種卑劣的手段，逐漸把虹口變成日本人的聚集地，本質上和租界沒什麼區別。
當時虹口的繁華地帶被稱作“小東京”，日本人在這裏的影響力可見一斑。20多萬日本人在這一帶經商，他們說日本語、住日式房屋、吃日本菜、看日本電影、生病時上日本人的診所，遵照日本人的習俗，與生活在日本國內的人沒什麼區別。
虹口地區有日本人的憲兵警察，有自己的道場，和無數每天無所事事、惹是生非的浪人，石英要想混進虹口區，把鍾曆文從日本人手中營救出來，談何容易。而鐵觀音要找殺害商雲春的凶手報仇，隻知道他名字叫汪季新，是個大漢奸，關於汪季新的其他消息一無所知。
當時上海人口有200多萬，要在其中尋找兩個人，無異於大海撈針。石英為此一籌莫展，每天躲在自己的房間裏長籲短歎，而鐵觀音仿佛忘了此行的目的，剛剛安頓下來，就開始了一連串讓人看不懂得行動。
在當時的上海，那些富家的太太小姐，如果有一輛專職的黃包車，就已經非常奢侈了，而出租車收費十分昂貴，如按時間計價，每小時需4.5元。車費之外，顧客還要付司機小費，一般中國人根本消費不起。
“祥生出租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是上海最大的出租車公司，老板周祥生頭腦靈活，上流社會流行電話叫車，他便不惜花費重金，從電話公司弄到了“40000”這個號碼，隨即為公司打出了“四萬萬同胞，撥四萬號電話”的廣告，一時間，“四萬號電話”風靡上海灘，但絕大多數人都是隻知電話號碼，真正撥打過的也沒有多少。
候七從《申報》上看到“祥生出租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的廣告，便攛掇鐵觀音包幾輛出租車，那絕對是身份的象征，別說當地的癟三兒，就是橫行霸道的日本浪人，看到出租車都會遠遠的避開，能租的起車的人非富即貴，這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不敢惹也惹不起。“
祥生出租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有200輛雪佛蘭汽車，平時生意就很不錯，訂車的電話鈴聲響個不停，但剛接到一個來自百樂門旅館的電話，商議包車的業務。五輛車包上一個月，這可是筆不多見的大買賣，總經理周三元（周祥生的弟弟）親自出馬，驅車來見鐵觀音。
和周三元談判，候七自己就能勝任，一個小時後，周三元興高采烈的從百樂門櫃台支走了一萬元訂金，第二天一早，五輛雪佛蘭轎車早早的等候在百樂門旅店的門口。穿著考究的出租車司機，無一不是年輕精神彬彬有禮，頭發亮得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