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由於翁同龢與李鴻章的私人恩怨，導致了清朝末期國運的重大變化。
那麼這二人之間，到底是有什麼深仇大恨呢？
是是非非，究竟是誰對誰錯呢？
作為曾國藩之後的漢臣之首，李鴻章曾官至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是剿滅太平天國運動的功臣。
他還直接創建了北洋水師，是洋務運動的實際推動者，被慈禧太後稱為“可以再造玄黃之人”，更與俾斯麥和格蘭特，被後世並稱為“十九世紀的世界偉人”。
而翁同龢不僅是鹹豐朝的狀元，曆任戶部侍郎、刑部尚書、工部尚書和戶部尚書，官至軍機大臣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
還是當時著名的清流領袖，更是同治和光緒兩代帝師。
這兩位晚清的重臣之間，卻曆來都是水火不容之勢，一生為敵。
基本上，隻要是李鴻章所讚成的，比如廢除科舉、引入西學、編練新軍等方麵，翁同龢必定反對。
據《清史稿》記載:
李公困疆畿二十年，疑謗紛紛，終不獲行其誌。
翁同龢和李鴻章的恩怨，要從私人的家仇開始算起。
雖然，在清末時李鴻章的地位和功績要遠遠高於翁同龢，但在之前，李家的確根本無法和翁家相提並論。
翁氏家族最早顯赫於祖上翁鹹封時，此人雖然沒有中過進士，在官場上也沒有太大的作為和政績。
但是，由他開始完全改變了翁家的門風，成為了飽讀詩書的官宦人家。
翁鹹封的兒子翁心存很早就考取了進士，從此正式步入官場，曆任廣東學政、吏部侍郎、工部尚書、兵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等職。
而翁心存有三個兒子，分別是長子翁同書、次子翁同爵和幼子翁同龢。
翁同書進士出身，在擔任安徽巡撫期間，麵對農民起義平叛不利，甚至還棄城而逃，再加上他包庇叛將苗沛霖，被曾國藩所彈劾而被流放新疆伊犁。
其中，當時曾國藩的《參翁同書片》，就是由李鴻章親自執筆的:
臣職分所在，理應糾參，不敢因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
清廷當即就準奏了，判處翁同書斬監候。
翁心存當時已經七十多歲，聽聞兒子被判死刑，當即就氣絕身亡了。
有鑒於此，慈禧太後為了體恤老臣，改判翁同書的斬監候為充軍新疆。
幾年後，翁同書就病死在了西北地區。
1861年，為了應對日益頻繁的外交事務，滿清政府設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簡稱為總理衙門，由恭親王奕訢負責。
推動洋務運動的自然屬於洋務派，代表人物有奕訢、曾國藩和李鴻章等人；而阻撓洋務運動的頑固派，自然以倭仁為首。
但是，除了倭仁外，翁同龢也對洋務運動進行了堅決的阻撓。
為了適應洋務運動的需要，增加急需的外交和翻譯人才，清政府在1862年設立了京師同文館。
之後，經與李鴻章等人商議後，奕訢奏請在京師同文館中增設天文學，由科甲正途之外的洋人負責教習。
甚至於，伴隨著洋務運動的深入，還出現了要求改革傳統教育和封建文官體製的呼聲。
此舉，嚴重觸動了頑固派勢力的切身利益。
清流派曆來就對西學存有鄙視和排斥，因而始終追隨頑固派的腳步，對於洋務運動陰奉陽違。
清流派在政治上基本沒有具體和明確的主張，無非就是長期標榜的忠君愛國和針砭時弊罷了。
作為清流的領袖，翁同龢不斷在慈禧太後和同治皇帝麵前進言，有意貶低和抹黑洋務運動，演變成為了中國近代化進程的絆腳石。
如果非要將李鴻章和翁同龢進行明確的區分。
基本上，站著說話的是翁同龢，彎腰辦事的是李鴻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