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治標不治本的話，那就算公安局每天全員出動，二十四小時不停歇的去處理這些治安案件，也隻能是疲於奔命，事倍功半。
所以如果想要徹底改善江城的治安環境，第一，要加強流動人口的管理，要做到這一點，可以向全國所有居民發放居民身份證，以證明他們的身份，如果有犯罪分子外逃，就可以把他們的身份證信息通報全國，這樣追捕起逃犯來會更有效率一些。流動人員租房或者住旅館都需要用身份證登記，這樣一來，犯罪分子逃竄或者藏匿的空間就會更小一些。
第二，要幫助待業青年就業，這樣可以直接減少待業青年的數量，也就是減少了治安隱患。
第三，新時期的新形勢決定，公安部‘門’原有的警力規模已經跟不上形勢的發展了，所以公安部‘門’要加強警力，包括增加警員數量和改善幹警的裝備，讓幹警能夠更有效率的偵破刑事案件和處理治安案件。
張安和的到了江城市領導的重視，都安地區治安環境大大優於全省平均水平，就已經證明了這是成功的經驗，而全民發放居民身份證也被認為是一個不錯的想法，確實能夠起到對流動人口加強管理的作用。
在原來，中國人如果到外地去出差或者辦事，都必須向自己的工作單位或者是街道辦事處開一張介紹信，以證明他不是違法分子，住旅店的時候必須要用這張介紹信來登記，沒有介紹信是不能住旅店的。可是到了現在，流動人口大量增加，開具介紹信越來越麻煩，甚至有許多人都是無業人員，或者是農村人口，根本找不到可以開具介紹信的單位，所以還能夠遵守這條規定的人越來越少，這條規定也是名存實亡，現在已經到了用一種新的管理製度來替代它的時候了。
張安和提出的發放居民身份證的想法就不錯，得到了市領導的一致認可。
事實上，這個想法還是江海告訴張明遠，然後張明遠告訴張安和的。
江城市委書記龐安國當即做了批示，希望全市的工商業企業能夠盡自己的能力吸納待業青年就業，並且鼓勵‘私’人興辦企業。
對於張安和的第三條想法，龐安國也給予了支持，他同意市公安局增加一批警力，並且讓市政fu給市公安局解決一批警用車輛、對講機、警棍等警用物資，他說，別人一個‘私’營工廠都能夠給市公安局捐贈幾十輛車輛，我們一個堂堂的江城市，不會比他們還窮吧？
龐安國的話讓市政fu用前所未有的高效率，為市公安局購置了一批警用物資，讓市公安局的裝備水平上升了一個檔次，這讓江城公安局的幹警們覺得自己出‘門’都比原來有麵子多了，當然，不光是出‘門’有麵子，這些東西讓他們在抓壞人的時候也有效率多了。
張安和關於全國所有居民都要發放居民身份證的想法，被江城市委上報了省委，省委又上報到了國務院，這個想法也引起了國務院的重視。
事實上，中國大陸是從1984年4月開始實行身份證製度的，其主要原因就是80年代初犯罪率的大幅度上升，特別是“二王”等流竄作案的犯罪分子的猖狂和難以追捕，讓公安部‘門’意識到需要加強對流動人口的管理，從而，身份證這個新鮮事物也應運而生。
當然，在這個時候，公安部‘門’還沒有產生發放居民身份證的具體想法，隻是有一些要加強流動人口管理的訴求，所以，張安和的這個想法馬上就引起了國務院的關注，國務院開始組織人員論證發放居民身份證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隨著時間流逝，1983年的‘春’節就快要到了，就在全國人民都高高興興的準備過‘春’節的時候，在中國東北，發生了一起令全國人民震驚的大案—“二王案”，2月12日，也是大年三十的那一天，王宗瑋、王宗坊兄弟，在盜竊被抓後，用隨身攜帶的五四手槍，打死群眾四人，重傷三人後逃竄，被全國通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