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羽田機場取出行李，我問雪家住哪裏。
“箱根。”
“真夠遠的。”我說。晚間8點都過了，無論乘出租車還是乘什麼，從這裏回箱根都不是鬧著玩的。“在東京沒有熟人？親戚也好朋友也好，這些人哪個都行。”
“這些人都沒有。但公寓倒是有，在赤阪。不大，媽媽來東京時用的。可以去那裏住，裏邊一個人也沒有。”
“沒有家人？除媽媽以外？”
“沒有，”雪說，“隻我和媽媽兩人。”
“唔。”看來這戶人家情況頗為複雜，但終究不關我事，“反正先搭出租車去我那裏，找地方一起吃頓晚飯，吃完用車送你回公寓。這樣可好？”
“怎麼都好。”她說。
我攔了輛出租車，趕到我在澀穀的寓所。叫雪在門口等著，自己進房間放下行李，解下全副武裝，換上普通衣服：普通輕便運動鞋、普通夾克和普通毛衣。然後下去讓雪鑽進“雄獅”，開車跑了15分鍾，到得一家意大利風味餐館吃飯。我吃的是肉丸和青菜色拉，她吃貝肉末兒細麵條和菠菜。又要了一盤魚肉鬆，兩人一分為二。這魚肉鬆量相當不小，看樣子她餓得夠嗆，轉眼間一掃而光。我喝了一杯蒸餾咖啡。
“好香！”她說。
我告訴她，我最清楚哪裏的飯店味道好，並且講了到處物色美食店工作的情況。
雪默默聽著我的話。
“所以我很了解。”我說，“法國有一種豬，專門哼哼唧唧地尋找隱蔽的蘑菇，和那一樣。”
“不大喜歡工作？”
我點點頭，說：“不行，怎麼也喜歡不來。那工作毫無意義可言。找到味道好的飯店，登在刊物上介紹給大家，告訴人家去那裏吃那種東西。可是何苦非做這種事不可呢？為什麼偏要你一一指點該吃什麼不該吃什麼呢？為什麼偏要你就連怎樣選菜譜都指手畫腳一番呢？況且，被你介紹過的那家飯店，隨著名氣的提高，味道和服務態度反倒急劇滑坡。十有八九都是如此。因為供求之間的平衡被破壞了，而這恰恰就是我們幹的好事。每當發現什麼，就把它無微不至地貶低一番。一發現潔白的東西，非把它糟蹋得麵目全非不可。人們稱之為信息，稱把生活空間底朝天過一遍篩子是什麼信息的集約化。這種勾當簡直煩透人了——自己幹的就是這個。”
雪從桌子對麵一直看著我，活像看什麼珍奇動物。
“可你還在幹吧？”
“工作嘛。”我說。接著我突然意識到坐在我對麵的不過是個十二三歲的孩子。怎麼搞的，瞧我在向一個小孩子說些什麼！“走吧！”我說，“夜深了，送你回公寓。”
乘上“雄獅”，雪拿起身旁隨便扔著的磁帶，塞進音響。那是我自己轉錄的老歌樂隊的帶子，常常一個人邊開車邊聽。塔普斯的《我要奔向前方》。路麵車少人稀，很快來到赤阪，我便向雪問她公寓的位置。
“不想告訴你。”雪說。
“為什麼？”我問。
“因為不想回去。”
“喂，夜裏10點都過了。”我說，“整整折騰了一天，比狗還困。”
雪從旁邊座席上盯視著我的臉。盡管我一直注視前方路麵，還是感覺得出落在我左側臉頰上的視線。那視線很不可思議：其中並不含有任何感情，卻又使我悸動不已。如此盯視良久，她才轉向另一側車窗的外麵。
“我不困。再說現在回房間也是一個人，很想再兜兜風，聽聽音樂。”
我沉吟一下，說：“一個小時。完了就回去乖乖睡覺，好嗎？”
“好的。”
我們一麵聽音樂，一麵在東京街頭轉來轉去。如此做法，帶來的結果無非是加速空氣汙染，使臭氧層遭到破壞，噪音增多，人們神經緊張，地下資源枯竭。雪把頭偎在靠背上，一聲不響地茫然望著街頭夜景。
“聽說你母親在加德滿都？”我問道。
“嗯。”她懶慵慵地回答。
“那麼，母親回來之前就你一個人嘍！”
“回箱根倒是有一個幫忙的老婆婆。”
“唔，”我說，“常有這種情況？”
“你指的是扔下我一個人不管？常有的呀，她那人，腦袋裏裝的全是她的照片。人是沒有壞心，但就是這個樣子。總之隻考慮她自己，有我沒我根本不放在心上。我好比一把傘，她走到哪忘到哪。興致一來說走就走。一旦起了去加德滿都的念頭，腦袋裏就隻有加德滿都。當然事後也反省也道歉，但馬上又故伎重演，這次心血來潮地把我帶去北海道。帶去自然好，可我隻能整天在賓館房間裏聽單放機，媽媽幾乎顧不得回來，吃飯也我一個人……但我已經習慣了。就說這次吧，她說是說一個星期後回來，實際也指望不得，誰曉得從加德滿都又去什麼地方！”
“你母親叫什麼名字？”我問。
她說出母親的名字。我沒有聽說過。“好像沒聽說過。”我說。
“另有工作用名。”雪說，“工作中一直用‘雨’這個名字。所以才把我搞成‘雪’。你不覺得滑稽？就是這樣的人。”
提起雨我倒是曉得，任何人都曉得，這是個大名鼎鼎的女攝影家。但她從不在電視報紙上拋頭露麵，從不介入社會。本名叫什麼幾乎無人知曉。隻知道她獨來獨往，自行其是，攝影作品角度尖銳，富有攻擊性。我搖了搖頭。
“那麼說，你父親是小說家？叫牧村拓，大致不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