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和歐洲目前均麵臨二元經濟結構的深刻挑戰，但歐洲的債務危機可能早於美國財政問題而解決。歐美改革步伐不一致，外加新興市場經濟被投資者屢屢看高，將帶來一輪各國貨幣之間相對估值的大調整，從而引發貨幣危機。麵對動蕩的國際經濟形勢，中國必須作好準備。
2008年金融風暴爆發至今的3年來，世界經濟進入了比較快速的恢複期，但是深層次的矛盾並沒有解決。2011年8月初以來，美債危機爆發，引發了新一輪的金融市場波動。這輪波動會對世界經濟和金融體係帶來什麼影響？下一輪危機的爆發點在哪裏？世界經濟走勢在未來若幹年將會如何演繹？在這一形勢下，中國應當如何準備，臨陣以待？這些問題我們必須要有預判。
美國經濟徹底恢複路途茫茫
美國是全球金融風暴的策源地，美國經濟本身也蘊藏著深刻的矛盾，必須解決。上一輪金融風暴之所以可以比較快地結束，美國的主權信用起到了重要作用。美國以其主權信用為擔保，幫助私人部門修補資產負債表，由此帶來了資產價格的迅速上漲，也帶來了經濟比較快的恢複。但是如今，美國財政部的債券信用卻出現了明顯下滑，財政開支在未來必須削減，投資界對美國經濟預期出現了新的一輪下調。
那麼，美國經濟到底出現了什麼問題，其如何才能走出目前的困境呢？可以說，從本質上講，美國經濟體製目前麵臨著深刻的改革重任。
用二元經濟形容今天的美國經濟再恰當不過。這就是說，美國既有極具國際競爭力的產業、部門和人群，包括高科技、高等教育、高端製造等方麵，蘋果、微軟，穀歌、波音等大公司比比皆是；但是必須看到，美國還存在著一大批不具備競爭力的產業、部門和人群，積聚在低端製造業、普通的國內服務業，它們是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犧牲品。這部分不具備競爭力的部門所對應的人群，是一批沒有受過良好基本素質訓練、從拉丁美洲國家通過非法移民或投親靠友進入美國境內的、連英語都講不好的新移民，這部分人事實上已經成為美國經濟和社會的包袱。由於這部分人的進入，美國已經成為英語和西班牙語的雙語國家。在美國，存在著相當一部分隻會講西班牙語而不會講英語的低端勞動人群。難怪哈佛大學的著名政治戰略家薩繆爾·亨廷頓在去世前大聲疾呼：“誰是美國人？”在他看來，美國製度的基礎正在動搖，新教的傳統正在喪失，由此導致美國社會麵臨挑戰。
麵對這樣一個二元經濟現象，美國當前的經濟製度不但不能化解，反而會激化矛盾。美國長期形成的高福利的製度安排在二元經濟和全球化的催化下，導致60％以上的財政支出屬於賦權性的財政支出，用於包括失業保險、醫療保險、貧困救濟、低收入家庭過多的住房補貼等。這一切使得美國社會中沒有競爭力的那部分人群更加沒有競爭力，而這種負擔將越來越重，又會反過來作用到高端人群身上，使得他們的稅收負擔日益加重。
我們甚至可以合理地推斷，美國式的民主體製應對二元經濟體製很可能是最束手無策的。事實上，今天的美國政壇變得四分五裂：以奧巴馬為首的民主黨人認為，應該增加社會財政開支，以刺激經濟和解決社會矛盾；而以共和黨、茶黨為代表的政治家們，卻想恢複美國早年以新教徒文化為社會核心的傳統經濟製度，那就是大幅度地削減財政開支、削減稅負，以此刺激經濟。雙方一直爭執不下，因此，美國出現了改革意誌不清、方向不明的政治局麵。
特別令人遺憾的是，美國社會目前沒有出現一批思維清晰且有號召力的學者，為改革指明方向。美國當前的改革與20世紀80年代裏根和撒切爾夫人的改革不同，當時民眾支持改革的意願十分強大，與此同時，社會上出現了一批極具感召力的學者，比如出現了經濟學上的供給學派，大幅度號召私有化、減少管製，以此推動了裏根改革的成功。今天的美國政壇顯然不是這種情形。
有理由推斷，美國的經濟、政治格局在未來4~5年內很難出現大規模的逆轉，下一屆總統也很難像裏根那樣大力地推動改革，社會共識在短期內難以凝聚。據此我們可以認為，美國的主權債務規模很難在短期內削減，在這一過程中，美國政府所能削減的是一些社會最需要的財政支出，比如科研、高等教育、基礎建設，而傷筋動骨的福利性支出卻不能削減。
基於這一分析，筆者認為，美國經濟複蘇的道路可能比歐洲還要艱難，盡管美國自身具有一批極具競爭力的產業。未來4~5年美國的基本狀況將可能是維持比較低速的經濟增長，財政情況繼續惡化，政治紛爭不斷出現。在此情況下，美國唯一的政策選擇就是寬鬆的貨幣政策，以此帶動和刺激經濟的發展。因此，第三輪量化寬鬆不管以什麼名稱出現，可能都是遲早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