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危機時代”全球經濟再平衡、新型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全球流動性過剩、綠色意識形態影響升級等多重壓力之下，中國麵臨的國際經濟環境有可能變得更加嚴峻和複雜。我們必須高度重視這一新形勢，對外占領國際輿論製高點，對內推動國內經濟結構調整，不遺餘力地通過綠色產能革命和收入分配調節啟動內需，讓民眾獲得真正的實惠，從而提高居民消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0周年國慶日，筆者在盛大遊行實況轉播的歡呼聲中登機飛往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參加每兩年一度在華盛頓之外召開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聯合年會。這一年會可以稱為國際金融界的達沃斯年會，它囊括了全球金融界從政府到企業、學術等各個層麵的高層人士。筆者參與了其中的4場討論，包括由各央行行長參與的後布雷頓森林體係建設討論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多米尼克·施特勞斯－卡恩召開的閉門座談會以及兩家跨國銀行召開的研討會，從中獲得的一個深刻印象就是：“西方危機時代”，中國所麵臨的國際經濟、金融環境不僅沒有好轉，還有可能變得更加嚴峻和複雜。
全球經濟再平衡的呼聲與新型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
此次國際金融年會，各方力量表達的一個共同觀點就是，金融危機前的世界經濟格局不可能再現，危機後的世界一定會出現滄海巨變。對於改變何在，各方則爭議頗多，尚無定論，但有一個觀點獲得了非常多的支持，即全球經濟不平衡的局麵在危機後不可能持續，必須而且也一定會得到糾正。
到底什麼是全球經濟的不平衡，如何才能再平衡？對此各有各的觀點，而相當一部分人把全球經濟不平衡直接等價於全球國際貿易的不平衡。在國際貿易的不平衡中，首當其衝的無非是三個國家：中國、日本和德國。
日本在這一討論中得到的關注遠遠小於20年前，因為目前日本經濟的發展遇到了困難，而且，日本的經濟政策也基本上是按照標準的華盛頓式政策思路來製定的，比如，日元的彙率基本是浮動的。德國的情況與日本類似，但是德國人回應全球經濟不平衡的論據更加充分：德國處於歐元區之內，德國政府並不能左右歐元的貨幣政策和彙率政策；而且整個歐元區貿易平衡，也就是說，歐元的貨幣政策乃至彙率政策不需要調整，因此，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源不能歸咎於德國的貿易順差。
既然日本和德國都輕而易舉地逃脫了世界經濟不平衡的責難，中國自然而然地成了聚光燈下的焦點。在各種討論尤其是官方討論中，很少有人直接提及“中國”這兩個字，但是矛頭卻明明確確地指向了中國。在標準的西方政治經濟學分析中，中國是再明顯不過的世界經濟失衡的罪魁禍首。這一分析的邏輯是，中國有就業的壓力，必須想方設法補貼就業、促進就業。如何促進就業？那就是補貼出口。所以，中國既有隱含的補貼出口企業的各種政策，也有彙率長期低估的政策，因此，中國是國際貿易不平衡最主要的因素。
這一分析具有直接的政策含義。在這一分析之下，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在逐步走出危機陰影的過程中，開始推行各種各樣的貿易保護政策。這些政策與傳統的貿易保護做法完全不同，是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合法但不合理地進行貿易保護。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在首屆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論壇上指出，這些貿易保護政策相當於足球中的戰術犯規。許多國家就是用這些戰術犯規來拖延時間，爭取本國經濟調整的喘息之機。世界貿易組織這一框架應對這種新型貿易保護主義的傾向已經顯得相當蒼白無力，即便世界貿易組織正常應對貿易爭議的機製完全發揮作用，它的時效性也得打問號。
正是在這種大的思潮下，我們看到，美國實行了應對中國乘用車輪胎的特保機製。由於這一特保機製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前與美國簽訂相關協議的，從表麵上看，美國並沒有完全犯規。在美國之後，阿根廷、烏克蘭等國家又實行了各自版本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據世界銀行統計，最近半年以來，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案件呈明顯的上升態勢。這顯然對中國在金融危機後的經濟調整造成了嚴峻的挑戰，我們的出口型企業很難指望在危機後迅速地恢複和發展。
全球範圍的流動性過剩
國際經濟形勢複雜的第二個表現就是全球性的流動性過剩。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在應對金融危機時采用的最有力武器，就是利用手中不僅沒有破產而且如日中天的國家信用來營救私人部門。其國家信用最核心的體現就是國際鈔票的發行權。在這種政策的帶動下，各國央行大開印鈔機，由此出現了全球性的流動性過剩。目前，盡管各國都在宣稱要逐步、適時地退出貨幣擴張政策，但從實際政治經濟學角度考慮，由於各國都不願意本國貨幣出現明顯的升值，因此在貨幣政策的退出問題上都有拖延時間的傾向。這相當於一場等待的博弈，比的是誰更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