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乃至中國與世界之間的貿易不平衡，本質是中國與外國之間的儲蓄率之差，即，中國的儲蓄率遠遠高於美國以及世界平均水平。這一儲蓄率落差目前以貿易順差的方式體現，並引起了種種國際爭端。事實上，我們完全可以換一個思路，那就是以某種合理的方式去購買美國以及其他國家的資產，通過將自己的過剩儲蓄投資於國際資產的機製，來化解世界經濟失衡的難題。這對於中美雙方都是一個雙贏的辦法。
當今世界經濟中，最引人注目的話題非宏觀經濟失衡莫屬，中美經濟的失衡尤為突出：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高達1500億美元。同時，中國積累了大量的外彙儲備，並以外彙資產購買美國債券的方式支撐著美國的貿易和財政赤字。這一格局在近代世界經濟史上是相當罕見的。
160多年前，清政府統治下的中國也對西方國家有著高額的貿易順差，也曾積累了大量的白銀，但那是在金屬（黃金、白銀）本位下出現的經濟失衡，雖然沒有引起金融領域的種種恐慌和危機，但長期積累的貿易不平衡問題也最終成為西方列強對中國軍事侵略的導火索。
人民幣升值難以平衡貿易
那麼，中美之間貿易不平衡（以及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的貿易順差）的本質是什麼？為了分析這一經濟現象的本質，我們不妨比照經濟學模型，為中美經濟畫一幅漫畫。
設想中美經濟各由一個家庭組成。中國家庭的家長比較年輕，年方35歲，正處在事業發展的上升時期。出於退休養老、子女教育等問題的考慮，即生命周期的考慮，中國家庭的家長正處在拚命工作、努力儲蓄的階段。他每年努力工作，生產出大量的產品，並將其中很大一部分賣給外國人，由此獲得很多收入，但卻不願意消費。
美國的家庭正相反，它的典型代表是嬰兒潮時期出生的現年60歲的老人（小布什、克林頓是這一代人的典型代表）。美國家庭的家長已經飽經風霜，經曆了包括求學、就業、升職等個人事業發展的各個時期，已經過了事業的最高峰，超越了生產效率最高的時期。經過多年的積蓄，他的財富水平已經處於曆史最高水平（今天美國家庭的平均財富是其年收入的6倍，為曆史最高水平）。與此同時，美國家庭的家長正在為自己的退休製訂計劃，他已經不想拚命工作，不想繼續儲蓄，相反，他想的是把自己的財富變現成收入和現金，轉化成當前以及未來的消費，因此目前處於負儲蓄階段。
這兩個典型的家庭，正是中美經濟的縮影。當這兩個家庭在一起時，自然就產生了當前我們所看到的現象：中國家庭的高儲蓄率使中國把自己生產的產品源源不斷地賣到美國，而美國家庭儲蓄率低，生產得少，消費得多，因此大量吸納了中國的產品。這就導致了中美之間的貿易不平衡。
這個不平衡是合理的，是兩國之間儲蓄率的差距所導致的必然結果。設想一下，如果強行將中國產品以美元計價的價格提高，即讓人民幣升值，盡管會降低中國產品在美國市場上的競爭力，但並不會改變美國家庭消費大於儲蓄的本質。美國家庭並不會因為中國的產品貴了就開始自己生產這些產品，因為對於他們而言，決定消費的首要因素是變現財富、養老退休的決策，而人民幣升值隻會改變美國家庭對中國產品的購買力。也就是說，美國家庭仍然會基本上用同樣收入的比例來購買中國的產品，隻不過購買的數量有所下降。因此，中美貿易順差並不會因為人民幣的升值而下降。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人民幣升值對貿易平衡的作用微乎其微。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也經曆了這一過程，當時，日本彙率的升值並沒有在本質上改變日美貿易的不平衡，可見彙率並不是根本問題。不幸的是，彙率卻是最引人注目的經濟變量之一，因為彙率的調整是各國貨幣當局可以控製的，因此也就更容易成為政治家所關注的變量。其本質上是一個政治問題。
輸出投資可使中國與世界雙贏
那麼，中美乃至中國與世界經濟之間的貿易不平衡是否有解決的途徑呢？
答案是肯定的。讓我們繼續沿用中美兩個家庭的經濟模型來討論這一問題。
中國家庭的儲蓄過剩，是因為出於生命周期的考慮，當前處於儲蓄大於投資的階段。美國家庭則處於消費高、儲蓄低的狀態。這一現象的另一體現就是中國經濟中可供家庭投資的對象，即資產是相對緊缺的，由此就導致了中國市場上資產價格的不斷上漲。
而美國正好相反，近年來已經開始出現資產過剩、資產價格下降的趨勢。如果不考慮來自於海外，包括中東的石油美元的影響，美國的資產價格會更低。（當前美國房價的下跌，可以歸咎於近年來外資湧入太多導致金融創新不慎所致。）其本質在於，美國家庭正在尋找資產的接手人，希望通過本國和其他國家的年輕儲蓄者的接手來變現手中的資產，支撐老年的退休養老生活。
根據這樣的分析，中國儲蓄相對於美國（以及世界）的過剩，可以不完全用貿易順差的方式來體現，而是通過中國家庭以某種形式去購買美國的資產，將自己的過剩儲蓄（在滿足了本國投資需求的前提下）投資於美國資產的機製來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