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獨裁者】
高拱憤怒了，他不是白癡，略加思考，就明白自己上當了，這個所謂的戰友同誌，竟是個不折不扣的叛徒敗類，然而為時已晚。
趕我走的是你，送我通行證的也是你，既上香又拆廟，你裝什麼孫子？
所以他用自己剩下唯一的方式表示了抗議——不收。
氣鼓鼓的高拱扭頭就走，在此後的歲月中，他埋頭於學術研究，偶爾也罵一罵張居正，為表示對此人的蔑視，他給了這位昔日同事一個響亮的稱呼——荊人（張居正是湖廣荊州人）。
人走了，事情也該完了，這是高拱的想法。
然而事實證明，他實在是高估了張居正的道德水平，玩死人不償命的把戲還在後頭。
此時，最為得意的莫過於張居正了，他巧妙地利用了馮保與高拱的矛盾，隻出了幾個點子，就整倒了這位老到的政治家，為這個延續了三十餘年的死亡遊戲畫上了句號。
自嘉靖二十七年起，在嘉靖的英明怠工下，大明王朝最為優秀的六位天才開始了角逐，除了一邊看熱鬧的楊博外，大家都赤膊上陣，近身肉搏，徐階等死了陸炳，除掉了嚴世藩，把持了朝政，卻被高拱一竿子打翻，家破人亡，之後高拱上台，風光無限。
然而勝利最終卻屬於一直低調的張居正，他等到了最後，也熬到了最後，在暗處中用一記黑槍幹掉了高拱，成為了遊戲的終結者。
嚴嵩輸給了徐階，不是正義戰勝邪惡，而是他不如徐階狡猾，徐階輸給了高拱，不是高拱更正直，而是因為他更精明，現在，我除掉了高拱。所以事實證明，我才是這個帝國最狡詐，最傑出的天才。
再見了，我曾經的朋友，再見了，我曾經的同僚，你的雄心壯誌，將由我去實現。
其實我們本是同一類人，有著同樣的誌向與抱負，我也不想坑你，但是很可惜，那個位置實在太擠。
大臣是我的棋子，皇帝是我的傀儡，天下在我的手中，世間已無人是我的對手。
好吧，那麼開始我的計劃吧，現在是時候了。
一般說來，當官能混到張居正這個份上，也就算夠本了。
高拱走了，內閣裏隻剩下他一個人，但凡有什麼事情，都由他批示處理意見，批完後，去找死黨馮保批紅、蓋章。他想怎麼辦，就怎麼辦。
而皇帝同誌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計，這位仁兄剛十歲，能看懂連環畫就算不錯了，加上皇帝他媽對他還挺曖昧，孤兒寡母全指望他，朝中大臣也被他治得服服帖帖，一句話，從高拱走的那一刻起，大明王朝的皇帝就改姓張了。
而現在，張皇帝打算幹一件朱皇帝幹不了的事情。
縱觀中國曆史，一個老百姓家的孩子，做文官能做到連皇帝都靠邊站，可謂是登峰造極了，要換個人，作威作福，前呼後擁，舒舒坦坦地過一輩子，順便搞點政績，身前享大福，身後出小名，這就算齊了。
然而事實告訴我們，張居正不是小名人，是大名人，大得沒邊，但凡有講中國話的地方，隻要不是文盲村，基本都聽過這人。
之所以有如此成就，是因為他幹過一件事情——改革。
什麼叫改革？通俗的解釋就是，一台機器運行不暢，你琢磨琢磨，拿著扳手螺絲刀上去鼓搗鼓搗，東敲一把，西碰一下，把這玩意整好了，這就叫改革。
看起來不錯，但要真幹，那就麻煩了，因為曆史證明，但凡幹這個的，基本都沒什麼好下場，其結局不外乎兩種：一種是改了之後，被人給革了，代表人物是王安石同誌，辛辛苦苦幾十年，什麼不怕天變，不怕人怨，最後還是狼狽下台，草草收場。
另一種則更為嚴重，是改了之後，被人革命了，代表人物是王莽，這位仁兄勵精圖治，想幹點事情，可惜過於理想主義，結果從改革變成了革命，命都給革沒了。
由此可見，改革實在是一件大有風險的事情，歸根結底，還是因為兩個字——利益。你要明白，舊機器雖然破，可大家都要靠它吃飯，你上去亂敲一氣，敲掉哪個部件，沒準就砸了誰的飯碗，性格好的，找你要飯吃，性格差的，抱著炸藥包就奔你家去了。總之是不鬧你個七葷八素誓不罷休。
如果把天下比作一台機器，那就大了去了，您隨便動一下，沒準就是成千上萬人的飯碗，要鬧起來，剁了你全家那都是正常的。
所以正常人都不動這玩意，動這玩意的人都不怎麼正常。
然而張居正動了，明知有壓力，明知有危險，還是動了。
因為他曾見過腐敗的王爺，餓死的饑民，無恥的官員，因為他知道，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能靠神仙皇帝。因為他相信，窮人也是人，也有生存下去的權利。
因為在三十餘年的勾心鬥角，官場沉浮之後，他還保持著一樣東西——理想。
在我小時候，一說起張居正，我就會立刻聯想到拉板車的，拜多年的胡說八道教育所賜，這位仁兄在我的印象裏，是天字第一號苦人，清正廉明，努力幹活，還特不討好，整天被奸人整，搞了一個改革，還沒成功，說得你都恨不得上去扶他一把。
一直十幾年後，我才知道自己被忽悠了，這位張兄弟既不清正，也不廉明，拉幫結派打擊異己，那都是家常便飯，要說奸人，那就是個笑話，所有的奸人都被他趕跑了，你說誰最奸。
更滑稽的是，不管我左看右看，也沒覺得他那個改革失敗了，要幹的活都幹了，要辦的事都辦了，怎麼能算失敗？
所以我下麵要講的，是一個既不悲慘，也不陰鬱的故事，一個成功的故事。
在張居正之前，最著名的改革應該就是王安石變法，當然，大家都知道，他失敗了。
為什麼會失敗呢？
對於這個可以寫二十萬字論文的題目，我就不湊熱鬧了，簡單說來一句話：
王安石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他自以為聰明，而張居正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他自以為愚蠢。
在這個世界上，所有存在的東西，必有其合理性，否則它就絕不會誕生。而王安石不太懂得這個道理，他痛恨舊製度，痛恨北宋那一大幫子吃閑飯的人，但他不知道的是，舊有的製度或許頑固，或許不合理，卻也是無數前人偉大智慧的結晶，製定製度和執行製度的人，都是無以倫比的聰明人，比所有自以為聰明的人要聰明得多，僵化也好，繁瑣也罷，但是，能用。
所以這位老兄雄心勃勃，什麼青苗法搞得不亦樂乎，熱火朝天，搞到最後卻不能用，所以，白搭。
而張居正就不同了，他很實在。
要知道，王安石生在了好時候，當時的領導宋神宗是個極不安分的人，每天做夢都想打過黃河去，解放全中國，恨不得一夜之間大宋國富民強，所以王安石一說變法，就要人有人，要錢有錢。
相比而言，嘉靖就懶得出奇了，反正全國統一，他也沒有征服地球的欲望，最大的興趣就是讓下麵的人鬥來鬥去。張居正就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從小翰林到大學士，他吃過苦頭，見過世麵，幾十年夾縫中求生存，壯誌淩雲，那是絕對談不上了。
所以在改革的一開始，他就抱定了一個原則——讓自己活，也讓別人活，具體說來，就是我不砸大家的飯碗，大家也不要造我的反，我去改革，大家少貪點，各吃各的飯，互不幹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