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先生，你如果有危險，我來擔當，我替你死！”營長感動了，他流著淚對大家說：“我們是中國人，不能受日本兵欺侮，如果大家有危險，我作為軍人，一定不顧一切地營救，我們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一番感人肺腑的話，使院內的人忘卻了牆外日軍的刺刀和槍彈。團結一心，才能眾誌成城！團結不僅僅是群體的組合，也是感的凝聚。淪陷後的南京，民族仇恨和民族自尊心使中國人變得更偉大和崇高了。
一位矮個子老人的故事吸引了我。我在老式的磚樓下見到了八十三歲的朱壽義先生。這位簡樸和清貧的老人當時在安全區中分救濟款。沒吃沒穿的難民，寫一張條子送來，少的五元或七元，多的十元，每天出幾百元。斷了糧，他可以開一個月的領糧條子。有傷有病的，他這裏開了條子，蓋上紅的圓印，可以到鼓樓醫院免費治療。死了人的，開始還棺材，後來被害的人太多了，就沒有辦法了。要求救濟的人成千上萬，警察手拿著藤條維持秩序，許多人都擠不到這個鐵欄杆的窗口來。中飯後休息，一個三十歲左右的人擠進來：
“請問你是朱先生？”那位戴黑框眼鏡的朝他點點頭：“你有什麼事？”來人立即跪地磕頭：“我是拉黃包車的，不瞞你說，現在一家沒有吃了，遞了幾天條子都換不到錢，我想求求你。”三輪車夫的手臂上有一條條的血痕，朱壽義給了他五元法幣。解放初的一天，朱壽義到洪武路的一個同事家，院中一個五十多歲的人看見了：“這不是朱先生嗎？”朱壽義不認識這個人：“你是——”。
“難民區裏托了你的才遞上了條子，那五元法幣救了我全家的命。”他拉著朱壽義到家門口：“看，我供著你的長生福祿牌位，初一、十五都替你燒香！”朱壽義一看，堂屋的正中立著一塊紅底黑字的長生牌位，香煙繚繞。他急得直喊：“快拿下來，快拿下來，不要把我折死了！”黃包車夫兩手抱拳：“救苦救難，我不能忘記大恩大德！”“人都有危難的時候，患難相助，這是應當的！”講起救濟款，朱壽義老淚橫流：
“那時真苦啊，五台山下來一個人請求特別救濟，說他父親死了，沒錢買棺材。國際委員會派一個叫劉雲海的人去調查，我也跟著去了。去了一看，破棚子邊躺著一個老頭，臉上蓋了一張大草紙，旁邊有一堆紙灰。姓劉的彎下腰去揭開草紙一看，老頭還沒有閉眼：‘裝死！騙錢！走。’”朱壽義心軟，他難過地說：“劉先生，瞞上不瞞下，做做好事，人到這一步，夠可憐的了，多少給一點，譬如給了我。”劉雲海點了點頭，朱壽義給老人手裏塞了五元錢。
經過這場劫難的老人大都知道一個悲壯的故事：某天，三個日本兵一人挾著一個婦女嬉笑著往他們的住地拉去，兩個婦女又哭又叫，另一個婦女邊走邊對日軍說：“這兩個人不懂道理，對皇軍沒有禮貌，不如放了她們，我一個人來慰勞你們！”日軍明白了她的意思後，狂笑了一陣，就放了那兩個姑娘。三個日本兵簇擁著這個婦女向前走。走到難民救濟會門口，這位婦女突然抽出一個日軍的刺刀，深深地刺入自己的胸中。她倒下了，她救了兩個同胞姐妹！這故事生的日子和這位婦女的名字至今沒有人說得清，但這是一件真實的事。
自然，同是天涯淪落人，不是每一個人都有這種無私的品格和無畏的勇氣的。
一九三七年的最後一天，意大利領事館門口，停下了兩輛馬車。五個日軍敲開門後，翻譯傳下話來：要借用三個姑娘。獸兵們抓出了三個姑娘。頓時，姑娘們拉著父母的衣服不放，父母們頓足哭喊著，不讓女兒走。一位父親上前懇求日軍不要拉走他的女兒，卻在脖頸上被捅了一刺刀！一位三十多歲的母親不忍讓女兒去受苦，流著淚向翻譯求：由她去代替行不行？翻譯一看，可以應付，就應允了。鬼子們見幾個姑娘拖拖拉拉不肯走，就大聲罵起來。這時，有幾個難民就勸說了：
“走吧，快走吧！日本人起火來，大家都要受連累，沒有辦法的，快走吧……”三個女同胞被推上了馬車，她們被日本兵拉走了，她們在哭，她們的心在滴血。日軍和同胞都催促著：“快走吧，快走吧……”聖誕之歌無論外界怎樣改變人的生活軌跡，人們總要頑強地堅持自己的生活習俗。野蠻和恐怖籠罩著南京。在陰沉沉的寒風中，一年一度的聖誕節來臨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