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因《法律谘詢》雜誌社之約，李固平撰寫了對日索賠的又一篇論文《日本侵華戰爭賠償問題——一個久而未決的懸案》。***
文章沒有表。李固平與“南京大屠殺”的幸存者們斷了音訊。
3．他的心頭有一種**辣的東西在燃燒。
律師的職業召喚他為人民呼喊正義之聲。
李固平不是孤獨的魯濱孫。在都北京，也有一個大學法律係畢業的年輕人幹著和他同樣正義的事。他叫童增，他是北京大學法律係的研究生，他攻讀經濟專業。1990年初的一天，擔任北京化工管理幹部學院講師的童增，在翻閱報紙時，突然一陣驚喜，黑色的鉛字像電光石火：《歐洲重提“戰爭賠款”》。
文章說，民主德國1988年第一次承認猶太人有要求賠償的道義上的權利，並允諾為“困難況”提供象征性的1億馬克。阿爾巴尼亞又提出了二次世界大戰20億美元的賠款要求。芬蘭也想要德國賠償德軍1944年撤退時打死的2。4萬頭馴鹿。“第三帝國剝削的波蘭人協會”提出的賠款總數達到5370億馬克，並打算在不得已時向聯合國起訴。上萬名納粹受害者已在南斯拉夫紅十字會登記。南政府強調，隨著德國的統一，它將提出“新的索賠問題”。
眾裏尋她千百度。索賠，這個陌生而敏感的話題：引起了35歲的童增萬千感慨！有些學生曾當麵向他提出過中國的對日索賠問題，作為法律專業的教師，當時他無以對。現在，《報刊文摘》上的這條新聞點燃了他的思想火花。他在一本書上看到過一個驚心動魄的數字，侵華日軍製造了舉世震驚的南京大屠殺，30萬遇難者排起來，可以從杭州連到南京，30萬人的血，有1200噸！他覺得心頭有一種熱騰騰的東西在膨脹和升騰：中國人太虧了！他立即揮筆著文，一篇題為《從歐洲重提戰爭賠償對中國的啟示》打印了幾十份，帶著一個熱血青年的愛國懷，這篇近萬字的文章飛向《法學研究》、《社會科學》、《民主與科學》、《群》、《新世紀》等十幾家報刊。熱心的編輯們答複說：這個題目太“敏感”。
童增沒有泄氣，他把堅定的目光投向中國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他相信，這個關係到十億人尊嚴和利益的全民族的問題一定會得到人民廣泛的支持。
迎著三月春風，他把文章又精心地修改了一遍。換了一個標題：《中國要求日本國賠償刻不容緩》，語氣中顯出那顆急切和焦慮的心。
一年一度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的時候，童增以一個中國公民的身份，走進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辦公廳信訪局。一位40出頭的胸佩503號工作證的女接待員熱地接待了他。她看完文章，激動地說：“你的愛國行動我們理解，我們一定轉交有關部門處理。”這天是1991年3月28日。
那顆沉重的心稍稍輕鬆了一點。他覺得還有一件事應該盡快地做。三天後的晚上，他帶著妻子常希盛和三歲的兒子，還有一個好朋友陳健，一行人急匆匆地趕到京西賓館，這裏是全國人大代表住宿的地方。正是晚飯後的休息時間，代表們三五成群地走出門散步。童增迎上前去，打過招呼，介紹了自己的身份，然後恭恭敬敬地送上洋洋萬字的意見書。第二天晚上到國誼賓館，先見到的是湖北代表。看完意見書，鄭美榮代表惋惜地說：“你們來晚了，提交議案的時間已經截止，我們隻能作為建議案提交大會了。”雲南代表楊臻走過來說：“明年你提前交給我資料，我們作為議案提出來！”見到了黑龍江省人大的王主任，老人看完材料後交給全團傳閱，他的心被刺痛了，他的眼前仿佛又飄動著那麵血一樣的太陽旗！貴州代表王錄生也經受過日寇鐵蹄的踐踏，八？一三的滬淞炮火使年僅半歲的他跟隨著父母逃難流浪，日機瘋狂地在杭嘉湖平原上轟炸掃射，他驚恐地哭叫！他給童增打了一個電話：請來麵談！要求童增麵談的還有安徽代表許學受。這位醫學教授一見麵就說：“日本人欠下的債忘不了，說什麼也忘不了！”他的故鄉在常州，從上海向南京進軍的日軍在常州燒殺淫掠，把美麗的江南小城變成了廢墟！他到南京參觀了大屠殺紀念館，森森白骨幽幽亡靈，30萬同胞在呼號！想起日軍的暴行，他滿懷仇恨：“索賠是我們的權利，賠償是日本的責任，不要動不動就講會不會損害中日關係，友好並不是屈辱！前幾年，13本的學生來中國旅遊，上海的火車出了事故，我們賠了他們多少錢？人家的命值錢，我們的命就不值錢？日本兵殺了中國幾千萬人，按照國際法依法索賠，怎麼是傷害日本人的感？不賠償極大地傷害了中國人的感，殺人放火不賠償天理難容！”老教授抑製不住激憤的心，這是飽受創傷的那一代人的真實感。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