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冰硬的頭腦開始暖化，貧窮便馬上變成一種無法忍受的刺痛！1979年，在離黃光裕家鄉不到200公裏的福建廈門，有一個叫舒婷的女詩人，在一首《祖國啊，我親愛的祖國》的詩歌裏表達了當時人們此種沉重尖銳的痛感：“我是貧窮/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輩輩/痛苦的希望嗬/是飛天袖間/千百年未落到地麵的花朵/——祖國嗬！”
生存的欲望衝破了一切束縛。於是，在安徽鳳陽，18個農民在包產到戶的契約上偷偷按上了自己血紅的指印；在江蘇華西村，吳仁寶帶領農民偷偷辦起了小五金廠；在天津大邱莊，禹作敏偷偷辦起了冷軋帶鋼廠；在浙江蕭山，魯冠球創辦了萬向節廠……
一位美國《新聞周刊》的記者在他的報道中寫道，在浙江南部的溫州、廣東潮汕地區及珠江三角洲一帶，“民間的小五金、小化工、小塑料、小紡織、小冶煉、小加工作坊，像野草一般滿世界瘋長”。
正是民間經濟力量的推動，讓當時的中央領導人感受到了現代化建設的巨大生機與活力。於是在1979年7月15日，國務院以當年50號文件的形式批轉了廣東、福建兩省關於興辦特區的報告，文件明確表示：先在深圳、珠海兩市試辦“出口特區”，待取得經驗後，再考慮在汕頭、廈門設置。1980年8月26日，全國人大正式批準在深圳、珠海、汕頭3市設置經濟特區。此舉，無疑對躁動的民間經濟起到了助推的作用。
“新的轉機和閃閃星鬥/正在綴滿沒有遮攔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來人們凝視的眼睛。”1979年3月，《詩刊》發表了一首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詩歌：《回答》。詩人北島深情而熱切的筆觸，表達了當時從國家領導人到近10億普通中國人肩負曆史使命、期望改變現狀的巨大熱情與衝動。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