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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過了海平麵
有一年，在外地工作的遠房叔叔，來到了村裏，給我們每個小孩發了一塊糖。我在此前隻是用舌頭舔過白砂糖，從沒有吃過糖塊，我們山村裏的供銷社也沒有供應過這稀罕的東西。不小心，也是沒有經驗，我把這塊糖吃到氣管裏去了。據後來大人說當時我憋得全身發紫，再後來不知大人用什麼辦法取出了這塊糖。這一年對我很重要，如果這塊糖不能及時取出來，我今後的那些年就都沒有了。糖果對鄉下的孩子是很有誘惑的奢侈品，尤其是棒棒糖。我在四十歲之前從來沒有吃過棒棒糖。我四十歲那年，兩個兒子要吃棒棒糖，我買了三個，給自己也買了一個——之前我從來沒有吃過棒棒糖，四十年來第一次吃，真甜。
那一年，一天傍晚，村口土坡上一隊年輕人又是敲鑼打鼓，又是喊叫。我的父母急忙從屋裏跑出去聽，回來說是“九大勝利閉幕了”，媽媽對爸爸說，主席還是毛主席。爸爸沒有表情地說，那當然。我在納悶這樣大的會，沒有召開，怎麼就閉幕了。沒過多長時間，我們村裏有了大喇叭，代替了人的喊聲。但大喇叭裏講的話我聽不懂。父親告訴我，我們講的是土話，大喇叭裏講的是普通話，聽得多了，慢慢就聽懂了。村裏有了大喇叭是件很新鮮的事，他們天天在放。這一年很重要，我從此有機會聽普通話了，這也是轉折性的一年，如果這村裏的大喇叭要晚安幾年，我的普通話會更差。我工作後積累的第一筆錢，就給家裏買了一台電視機。媽媽長年癱瘓在床，電視對她太重要了。三大件中的電冰箱和洗衣機是很後來的事了，沒有多少食物要保存，也沒有多少衣服要洗。從那以後，我的過年標誌就是回到老家，在西北的熱炕上看中央電視台的春節聯歡晚會，一年都沒有落下。
到了1990年春節，我在海口，沒有路費回家。海島上很淒涼，內地人基本上都回去了。臘月三十快到吃晚飯的時間了，街上的餐館都早早關門回家準備自家的年夜飯去了，我與當時的同事和朋友祝軍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個大排檔，我們倆一邊吃著河粉，一邊盤算著這年怎麼過。祝軍問我有錢沒有，我說，沒有錢了。而他自從放出來後就從來都沒有過錢。祝軍建議說，幹脆我們倆扒火車，不花一分錢，看能不能到我們各自的老家，天水和南京。我沒有同意，我想北方的天氣太冷了，這沒把握的事要搞不好會凍死在貨車廂裏。祝軍最後說要去儋縣的熱帶作物學院看他的女朋友，因為她暈車不能來海口。晚上祝軍騎上自行車走了，從海口到儋縣的距離是170多裏，當時還沒有高速公路。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