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權力膨脹的現象普遍存在
上一章我們談到三種不同的國家形態，第一種形態的民族國家最早興起。以普魯士和俄羅斯為例，這兩個國家本身國力微弱，為了在列強圈子中爭得一席之地，動用國家的全部資源，建軍也建國。這樣的國家，政府的權力籠罩一切。普魯士和俄羅斯能夠在短期之內與英法抗衡，就是以民族國家的訴求，舉國一心，建國圖強，遂造成民族主義的傳統。
同樣，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將一個東亞島國建設成為亞洲唯一的近代國家。明治維新的領袖人物以富國強兵為目標，排除一切異己，凝聚企業集團、官僚分子和軍人三種力量，構成一個三合一的權力集團。最後軍人力量獨占勝場，用赤裸裸的暴力殺害了自由派的政治家和知識分子。然後，日本傾全國之力，利用中國東北地區、中國台灣和朝鮮的資源，以及中國在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侵入時的賠款，很快地建設成為一個軍事大國。這幾個類型的民族國家，都是訴諸民族情緒，用強有力的政府組織和建設，後果當然是政府的權力極大，無人可以挑戰。
第二種形態，是以英國、美國為代表的形態。它們表彰社會契約論，以國民個人的自由意誌組成憲政的政府。這種政權，在建設和發展之中，為了保障民權，都盡可能縮減政府的功能。他們也設計了分權製衡的製度。美國立國之初，根據漢密爾頓等人的主張，就是建立一個小權力政府。在中央權力和地方權力的劃分上，他們也盡量減縮中央權力，避免中央幹預地方事務。英國亦複如是，國會是權力的載體，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是國會也隨時可能解散。英國有民主的傳統，民間的聲音可以挑戰政府的決定。這一些以個人自由、個人權利為基本訴求的民主政體，本來可以避免政府膨脹的趨向。但是，在兩次世界大戰時期和戰後，它們的政府權力也曾經大為膨脹。關於這一部分，我們後麵再詳細討論。
第三種形態，是社會主義國家。以蘇俄和中國為例，社會主義國家本來就有一種使命感，一則是求得社會資源分配的公平，二則是求得集體的安全和社會公義——這是為了彌補第二類型國家的缺陷，亦即雖有個人自由，但缺少社會公義。這些社會主義國家，是以革命作為手段取得政權的。革命本身就是暴力性的，所以社會主義國家要以強製性的權威，動員全國力量改造和組織一個新的社會。其最初階段的理想，還包括推廣社會主義革命於全球。這種國家的政府權威，必定高於第二類型國家，政府動員全國的資源和力量達成建國目的的效率和速度也確實是極為驚人的。比如說，列寧革命成功以後，雖然經過內部的爭鬥——尤其與“托派”的鬥爭，使得紅軍的革命力量大受損害，然而，蘇聯還是可以很快地建設成為工業化程度相當高的國家。也因此，蘇聯能在二戰中以強大的軍隊、雄厚的工業資源和力量，抵抗希特勒的進攻，最終獲得勝利。
以中國為例，中國近代史的後半段，從辛亥革命一直到1949年，是民族國家的形態。為了救亡圖存，政府也盡量擴張自己的權力。在1949年以後，政府統治力量之強大人所共知，即使中間經過多年的動亂和停滯，近三十年來的發展也是極為驚人的。
這種第三類型的國家，政府權威的膨脹無疑史無前例。第三類型的國家，本來就是第二類型國家的對照麵——資本主義的理想和社會主義的理想雖然互相挑戰，互相競爭，但它們也是一對共存的雙胞胎。這兩種形態在發展過程中也時時刻刻因對方而有所調整。以美國而論，羅斯福新政就是受了社會主義理想的影響，以和緩的手段節製資本主義的發展，並且推行社會福利，以緩和社會的對立與衝突。英國工黨逐漸壯大，終於與保守黨並立取得國會主要地位，其中，當然也有費邊社一貫的推動，將工人運動和議會政治結合為一，推行了社會福利。歐洲許多社會福利國家，在20世紀，幾乎都曾經曆類似的過程，將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經濟結合成為一個界於兩者之間的混合形態——既保持自由的市場競爭，也顧全基本的公平分配。
戰後許多新興的民族國家，有的模仿第二類，有的模仿第三類。基本上，它們都是持民族自主的訴求，擺脫了殖民地的約束，尋求自身的獨立。這些國家在建國之初就以獲得民族的尊嚴和國家的自主為最高目標。它們走的方向，也是和前麵講過的德國、俄國、中國、日本相似。其中有些國家模仿殖民宗主國的製度，例如菲律賓模仿美國的國會製度，印度模仿英國的國會製度，但這兩件仿製品離英美本身的原樣相差很遠。這些國家動員國力的能力基本上並不強大。模仿第三類國家的新興國家，例如古巴、越南、朝鮮，政府權力龐大，但往往並沒有成功地動員國家資源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