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章談到全球性的經濟擴張，對於各種不同的地區，都有相當的影響。
經濟發展導致社會結構的改變
原來高度工業化的地區，由於新的產業要求的技術水平高（有的產業甚至已經實現全自動化），以及許多產業轉移到勞動力豐沛的地區，於是，本來就業率比較高的工業國家，勞工大批地失業。這種情況造成的高失業率，很難再往回調整，因為勞力的需求結構不一樣了。
在這些高度工業化的國家，尖端的企業需要大量的資金，因此，產業的發展和資金的供應是相配套的。其後果則是：產業本身既能夠賺取充分的利潤，而且產業的資金經常是經由證券市場累積了許多人的投資所得，產業的經營者賺錢了，投資者卻隻能分到微小的紅利。
經營致富的是產業的最高層——投資大戶和經理人，他們乘潮而起，賺取了巨額的財富。於是，近年來，在高度工業化的國家，都呈現貧富差距較大的情況。以美國而論，現在美國1%的最高層人口，擁有全國財富的40%，餘下99%的人口，卻隻能共同擁有60%的財富。處於全國最下層的那一批人，實際上已經陷落在貧窮線以下。極端的貧富差距，將本來財富分布的金字塔，變成了一個平而大的底盤，在此基礎上向上收縮出一個細杆，呈現出喇叭形，而最高層則是那條細細的長杆。這種喇叭形的經濟分配結構，當然會造成社會的不穩定。
同樣的情形，也出現於勞動力密集的地區，這些地區的貧富差距也非常巨大。但是，另一方麵，由於工業化國家的勞動力昂貴，迫使企業將生產環節中勞動力密集的部分，轉移到勞動力豐沛的地區。這一舉措為這些地區提供了許多就業機會，讓本來沒有加入產業陣營的農業人口，獲得了新的就業機會。整體言之，這種勞動力充沛的國家，在這輪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竟獲得了意外的利益。隻是，國內貧富差距太大，也一樣造成內部的不穩定。
在高度工業化的國家，產業本來是分布在若幹大的工業地區——那些大城市地區通常是產業最集中的地點。在新興的工業國家，外來產業的遷入，往往也是先在大城市發展。接下來，大城市地區的勞力、土地和相關資源已被使用到極限，不足以應付需要，於是次級城市、內陸城市也都因為工業的遷入，逐漸發展成新興的大城市。高度工業化的國家已經是高度城市化了；新興的工業國家，因為工業分布的擴散，也迅速走向城市化。以中國、印度、巴西為例，在最近幾十年來，城鄉人口的對比已經有極大的改變。整個台灣地區，實際上已經變成一個大的都會區；而在中國大陸，長三角、珠三角已經成為人口相當密集的都會區。
城市化的結果，使得這些新興工業地區的社會，不再是城鄉對立，而是逐步傾向於普遍的都市化。在文化發展方麵，都市化的發展過程，當然也整體地改變了當地的文化麵貌。
20世紀，全球迅速的工業化，引發了橫向的人口遷移和縱向的社會變革。那些社會變革本來相當順暢的國家，例如，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因為財富分配越來越不公平，竟出現了社會流動的減少和停滯。以美國為例，假如人口的結構以財富而論，可以分成十個層次：最上麵的10%的人群聚集了大量的財富，而且可以延續好幾代，他們下降到貧窮的機會，幾乎已經不存在；最下麵的，有20%-30%的人口，因為教育費用的高昂，他們的子女就很難獲得良好的教育及上升的機會。社會地位的縱向升降，基本發生在中段的人口，兩端人口不太變動；中段人口也可能由於財富分配的不均勻，很容易就滑落到底層，造成了中產階層整體的萎縮。對於美國這一類國家，這種現象是非常可慮的趨向。許多人不再夢想美國是一個有自由發展機會的地方。所謂從小木屋到總統，從小販到公司老板，這種美國人引以為傲的“美國夢”，逐漸成為不可能實現的一種神話。
在新興的工業化國家之內，縱向的變動卻非常劇烈，個人發展的機會多，隻要取得某種資源，就有一些人會很快地致富。但是這些地區的社會結構和並不公平的資源分配方式，不能創造良好的環境，孕育一個穩定的中產階層。升降波動迅速，使若幹人很快致富，其中有人掌握特權，成為新興的富有階層，也有些人在激烈競爭的過程中，又很快地淪入貧窮階層。社會變動的劇烈，在這種情況下並不一定是好現象，必然的後果是社會不安定。
上述現象，導致了更嚴重的問題——社群與小區的解散。即使在高度工業化的國家之內，當社會變動並不那麼十分劇烈的時候，小區有一定的穩定性，也有若幹相對穩定的社群，例如工會、宗教團體，使參與者不致感覺孤單。一旦中產階層逐漸萎縮，這些人麵臨淪入低收入的人群之中，他們原有的小區，比如說美國的郊區，就會無形中減少，最終消失。那些以教會為中心的社群，或是以職業為中心的社群，也因為中產階層本身的結構改變，慢慢失去維係成員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