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來了，從美國的秋天，澳洲的夏天，新加坡的春天，直接回到北京的冬天。結束了十個月的國外生活，或叫它訪問、旅行、流浪都可以。
一切都跟著我回來了：創作時固有的生活習慣、生命狀態、生物鍾點。我的早晨是許多人的半夜。
很冷，暖氣要在半小時後才會來。長久以來我就是這麼一個地道的笨鳥，除了頭一個飛出林子別無指望。第一件事是關掉電話鈴，到午飯前，無論火警匪警我都是渾然。我在十幾平米的空間踱步，像那種不得不長途跋涉去上班的人，還像一頭心事重重、盡量拖延不肯上套的驢。我極怕坐到那把椅子上，極怕拾起那支筆，就像多年前，我摸黑起床，匆忙梳洗，進了練功房卻極怕換上舞鞋，極怕把腿擱上把杆。因為我知道自己的德行，一旦拾起筆，一旦穿上舞鞋，我就會把自己傾榨到再也寫不出一個字，再也掄不動一下腿。
有時會鄙夷地問自己，這樣慘淡經營地寫出幾部長篇小說，是否就很有道理的不孝父母，不理朋友，不收拾房間，不做飯，不聽音樂，不去領免費但需排大半天隊的軍用罐頭呢？周圍的一切都在提醒我：該寫信了，該洗衣服了，該吃頓像樣的飯了。
同時又懊悔得要命：在鏡子前多站了幾次；晚飯吃掉一小時，因為在會堂與人陷入了一個興奮的話題；本來隻看新聞卻順勢看了個挺惡心的電視劇；原想學“托福”結果捧了本英文小說直讀到睡覺。精打細算的一天時間全砸了，這個人貌似勤奮刻苦卻仍是個渾渾噩噩的東西。每時每刻我都對自己有這樣多的不滿，搞得本來就孤家寡人的自己都很難與自己相處。
有人曾經跑來對我說：“你呀，你知道你怎麼回事嗎？”他猶豫著，一麵判斷我是否吃得消他下麵的話，“一切的一切都是因為你太想出名！”
“對極了！”我立刻說。這倒使他意外了，使他的話一下子沒了揭露性。接著我告訴他我從四歲就醉心功名。那時我的母親常帶我去參加一周一度的詩歌會，那是個雲集著小城市大名流的地方。當一個著名詩人上場時氣氛一下就不一樣了；每個人的笑都顯得可憐巴巴，每個人明明在捧場卻都含著微量的敵意。當時我想，當一個大名人多麼好啊，起碼比當我父親這樣的中流名人要省力，因為一個中流名人暗裏追求成功，明裏卻得追求淡泊，必須掌握大量哲理，擺出大量姿態，向自己和向別人否定這個追求，最終剩下的精力和時間隻夠讓他位居中流。
一個美國青年對我說：“今天我之所以活著，就是因為明天我有可能成功，這些成功的可能性裏包括我被競選為總統。”一個台灣少婦告訴我：“為了做一個最成功的太太，有時我都累得沒有命了！”一個新加坡華人說：“一個國家的成功是無數個人成功相加起來的。”我很想告訴他們我們始終被教育著去盡量忽略個人成功，但麵對著無論是相同人種還是不同人種，我都生怕講不清。
寫長篇小說對我來說是件太偶然的事。編輯馬馬虎虎地約稿，我就嘻嘻哈哈答應了。但我心裏卻是十分當真的。至今我仍對任何編輯的約稿感到受寵若驚，包括那些毫無誠意的。我所說的偶然，就是我恰恰又碰上了一位比我更把這事當真的編輯，他的馬馬虎虎和我的嘻嘻哈哈不過都是存心給自己留餘地、留退路。這樣我才認真幹起來。什麼事都是在你不知怎麼幹時幹得特別順手，三個月時間我就完成了《綠血》三十萬字的初稿。這速度快得簡直讓我難為情。
我斷定再甭想從自己腦子裏榨出一個字的時候，才從椅子上站起來。什麼都涼了，手、腳、血液，包括胸前綁著的大熱水袋。雖然我把日曆、鍾表一律翻成背向我，但我仍清楚地知道這是某年某月某日的一個午飯時間。
錢和時間在這年頭都極不禁花，但錢好歹還能儲蓄。有時我甚至想，失眠就讓它失吧，不必花許多時間跑衛生所，花許多時間說服醫生開給我大劑量的安眠藥。把失眠的時間用來讀書沒準倒讀出個學者來了。但別人不同意，我的親友和一切人都不能允許這個人在人人皆睡的時間獨她醒著，所以我還是去睡。先是仔細地睡，再是努力地睡，最後是歇斯底裏地睡，直睡到倦意全無，大汗淋漓。一次最長的失眠是三十四個通宵，當我硬撐著坐到稿紙前時，不得不承認腦子已接近一個白癡。這時，眼淚嘩嘩地在我臉上流，因為我突然意識到，我非但不能做一個成功的作家，我恐怕連個正常的人都算不上了。
當我把長篇小說稿扛到編輯麵前時，隻字不提我的失眠，以及由失眠引起的種種病症，諸如突發性頭痛，它痛得讓我很自然地想到女人臨盆時的陣痛，痛得真像有什麼東西要從中娩出似的。交稿後，我一連許多天不敢見編輯，我又是失眠又是頭痛地寫掉了偌大一摞稿箋，若不成，我隻有自殺去了。幸而它們都成了。之後，有人向我談起我的小說文字之流暢，結構之整體，什麼一氣嗬成之類的話時，我就在心裏說：“天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