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雙方都做了準備，感到一旦發生械鬥，後果不堪設想，可是，如果不發生些鬥毆的事，那我不就太沒能力了嗎？我心裏很矛盾，害怕一旦事情鬧大，自己脫不了幹係，就想到轉嫁責任，我在接見時間快到的時候，找到值班的管教幹部，報告說：“藏、漢兩邊的犯人，為洗衣服有點意見，一個想上午洗，一個不讓，恐怕會鬧出糾紛。”值班隊長看了我一眼，滿不在乎地說道：“你有神經病呀？洗個衣服會鬧出什麼糾紛？回去好好改造自己，不要覺得自己什麼都懂。”他的回答令我十分滿意，我不在乎他嘲笑我，我隻在乎事情發展的結果——好讓他後悔沒聽我的彙報，今後看誰還敢拿我的報告不當回事。
臨近吃中午飯的時候，接見的家屬有的騎著馬，有的趕著車，走了很遠的路才趕到監獄，爭取那一個小時的親人團聚時間。當看見鐵絲網外邊焦急等待的家屬們時，早有準備的內地犯人們，開始了搗亂，有的敲洗臉盆，有的相互爭吵，整個監獄亂作一團。眼看值班的管教幹部分不出精力組織接見獄警雜記了，蘇阿達凱對他手下的人說：“他們離家遠，就搗亂咱們的好事，得教訓教訓他們，要不，今後咱們不會再有順順利利和親人見麵的機會了。”他的話極具煽動性，加上他的老大地位，還有誰敢不參戰？
雙方早有準備，幹起架來，凳子、臉盆，隨手抄起什麼都是凶器。械鬥發生了，值班的管教幹部根本控製不住局麵，大家越打越眼紅，直到監獄值班的領導通知警戒的解放軍荷槍實彈衝進監獄，才把事態控製住，械鬥的結果造成七人重傷，五十多人掛彩。
在以後的事故調查中，我成了監獄管教幹部們的心腹，他們處分了沒有把我的彙報報告給監獄領導的管教幹部，暗暗地給我記了一大功。就這樣，在克拉克監獄，我以“兩副麵孔、一根針”的特殊功能，弄術於管教幹部與兩派犯人中間，那種感覺真是其樂無窮！瀟瀟灑灑地度過了一年多的刑期。
期滿釋放時，指導員很慎重地找我談話：“岩金榮，你早夠加刑的條件了，你這位黑色軍師一年多來幫了我的大忙了，你知道嗎？我控製住了你就等於控製住了整個監獄，我提醒你走上社會後，要注意踏踏實實做人，別再耍壞心眼了，丟了做人的人格，就永遠也找不回來，我推薦你看一本書——《不擇手段》，好好體會一下自掘墳墓者的下場。”我聽了這句話，如當眾被扒光了衣服的小偷一樣，羞辱和自責使我真想撞死在他的麵前。
在新疆克拉克監獄服刑的一年多，我扮演了管教幹部的奸細，丟掉了人格，丟掉了自我，還自作聰明，認為自己玩得很高明，看了一眼識破我麵目的指導員，覺得無地自容，匆匆辦好手續，對指導員說了聲“謝謝”，終於走出了監獄的大門。
我刑滿釋放的時間是1968年12月7日。
當時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階段，到處都充斥著武鬥的火藥味，辯論的熱情使人人都急於找到對手，證明自己對毛主席最忠誠，證明自己思想覺悟最高，一家人還要互揭傷疤，尋找鬥爭的焦點。人們的信仰堅定得不得了，思想紅得不得了，行為狂得不得了，手段狠得不得了。這些都是我的強項，如果沒有教養和判刑這段不光彩的曆史，我敢說我比他們哪一個都積極！
獄警雜記經過了十多年的改造，使我的性格有了極大的變化，使我能夠冷靜地思考問題，冷靜地看待社會，真真切切地感到“社會的瘋狂，人性的虛假”，我深知自己的這個身份是回不到政治活動開展得如火如荼的北京了。
確實如此，我還沒來得及考慮自己下一步的路該怎樣走，勞改單位就又一次行使了強製權力——強行把我留場就業！
從被押解到新疆服刑的那一天，我就渴望著刑滿釋放後回到北京、回到父母的身邊。留場就業，就等於宣判了禁止我回京的判決書。我絕望極了，命運悲慘，環境也來摧殘你。克拉克地區的環境氣候惡劣，在一望無垠的曠野上，大風卷著枯枝斷草，飛沙走石；氣溫驟降到零下三十幾度，冷入骨髓，生活在這裏的人們就如同幹枯的樹枝，任憑狂風、寒冷摧殘。我渴望自由，好容易盼到獲得自由的這一天，政府的決定使我的心比這寒冬還冷，何去何從還要被動聽從他人的安排，如今解除了懲罰，自己卻也無權支配自己的行動，仍然是失去自由的人。
自由，成了我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
釋放那天，我連釋放證明都沒看到，帶我出克拉克監獄大門的警察對我說：“出去後，你直接到監獄管教股，報上姓名，他們會給你安排你回到社會上維持生存所需要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