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年初，是中國大革命的頂峰，民族主義與階級鬥爭，南京政府、武漢政府與北京政府，新軍閥與舊軍閥，國民黨與共產黨，這麼多的力量與觀念在你死我活地較量，上海也不能置身事外。上海的租界大班們對於國民黨的國民革命軍和共產黨二、三月份領導的上海華界工人武裝起義，充滿了來自本能的恐懼，他們現在發覺，在中國洶湧的民族主義浪潮麵前，自身是陷入滔天巨浪的孤島和岩礁，隨時都可能麵臨滅頂之災。在這種局麵中，“紳董”們的紳士風度對法租界當局的“權威”與“安全”能起多大作用？紳董們現在要擔憂的是，他們也成了將被打倒的階級——“買辦資產階級”，一個新的稱號。紳董派的勢力，其基礎是他們與上海華商界的關係，更深遠點說，是與原來控製江浙與上海的北洋軍閥的關係（如傅筱庵這樣的人就是背靠北洋軍閥的），他們對中國政治舞台上的新生力量——來自南方的國民黨與國民革命軍感到如此陌生。於是，法租界當局解散了由紳董派組織的“中華義勇團”，其借口是他們“在外來搗亂事件”中不能提供有效的保護。要“保護”，他們隻能找黃金榮與杜月笙了，因為他們和蔣介石集團的關係深遠。法租界當局給杜月笙的人發放槍支武器，其中一部分就用在“四·一二”清洗中共的工人武裝中，並且為他們的屠殺開放了租界的道路。作為回報，法租界對杜月笙的煙賭“事業”大開方便之門。中國的“大革命”就像法國大革命一樣，迎來了蔣介石的“熱月政變”，上海在沸騰了幾個月之後又安靜了下來。但上海已經變了很多，它改變了它的氣質，它的話題，和它的權力格局。租界並沒有“變天”，租界仍然存在，但對於洋人大班們來說，租界的天空從此時時漂過來一團團愁雲和慘霧。1927年1月，法租界納稅華人會成立，這個組織宣稱其目的是代表法租界裏中國納稅人的利益。“無代表即不納稅”，英國的光榮革命、美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不都是來自這樣的要求嗎？現在中國人從他們那裏學到了這一觀念，要在租界裏付諸實行了。杜月笙無疑把握住了這一機會，從一開始，青幫三大聞人就控製了納稅華人會，他們是其籌委會的聯合主席。1927年7月法租界當局提出提高納稅比例，納稅華人會借機提出了反要求：取消增加稅率和由納稅華人會選舉公董局裏的華董。1928年1月，張嘯林成為了公董局成員，18個月之後的1929年7月，杜月笙被任命為公董局華董。他們獲得的席位，正是原來的紳董派陸崧候和吳宗濂讓出來的。這標誌著杜月笙和紳董派勢力的消長。1930年底，法國總領事柯格霖承認納稅華人會有權選舉公董局華董，這成了青幫在法租界政治權力大廈揭頂的標誌。現在杜月笙控製了法租界公董局，紳董派的領袖也要靠杜月笙的恩典才能保住他們公董局的席位。法租界當局在杜月笙的權力要求麵前節節退讓，這不僅僅是因為大革命之後杜月笙利用南京國民政府“收回利權”的政策對租界產生的壓力，更主要的是，杜月笙控製了法租界的工會組織。他通過調停法租界的罷工運動，通過在工會中廣收門生，終於在1931年控製了法商電車公司工會——法電公司是法租界供水、供電與公共交通的壟斷企業，法電工會的任何一次罷工都可能使整個法租界癱瘓。隻要杜月笙控製了法電工會，那麼法租界的法國人就不得不對杜月笙低聲下氣。1930年6月20日到8月13日，法商電車公司部分工人在共產黨人徐阿梅的領導下再一次罷工，這成了中法之間的外交事件，法租界總領事柯格霖和總巡費沃利以禁止杜月笙的煙賭生意為要挾，讓杜月笙出麵解決罷工。杜想盡了辦法想和徐阿梅達成和解（包括送幾萬大洋給徐，提出收徐為門生等），均被徐拒絕。最後，杜的解決辦法是他慣用的詭計：他串通法租界巡捕房中西警務人員搜查徐阿梅住處，在搜查時往徐的床底塞入一些預先印製好的共產黨傳單，然後以共產黨嫌疑逮捕了徐。1931年9月6日徐被判處了十三年徒刑。這次法電工會罷工平息了，杜為此花銷大約三十萬大洋，但他從此取得了工會的控製權。1931年年初，杜月笙對法租界公董局和工會的控製，以及他和法租界當局官員密切的個人關係，使得上海許多外國外交官員得出結論：是杜月笙的青幫，而不是法國當局，統治著法租界。這一年3月，英國總領事指出：青幫不僅完全控製了法租界事務，而且他們認為如果對自己有利的話，他們還會毀掉法國的行政機構。1931年7月，在上海的美國人辦的報紙《密勒氏評論報》發表了一篇社論，認為青幫大亨實際上是法租界的真正主宰者，他們建立了一種“與艾爾·卡朋（Al e）在芝加哥實行的統治沒有多大區別的超政府組織”。實際上，無論是公共租界還是法租界當局，都有人擔心，杜月笙的勢力已大到足以接管法租界。
第1章2.接管法租界（1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