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再回到先秦時代。
在當時，有一種表演形態，既在形式上體現了戲劇美在現實的政治生活中的散落，又在內容上體現了“溫柔敦厚”的諷喻格調，那就是優的活動。
優後起於巫，與巫既有聯係又有明顯的區別。總的說來，優從巫演化而來，仍然是祭祀禮儀的產物，但在美學職能上，兩者有很大的不同：巫既娛神，也娛人，但外層目的是娛神，娛人隻是一種“副產品”，隻不過我們的祖先在這種“副產品”中灌注了大量的生命活力罷了；到了優，活動的目的已堂而皇之地轉到娛人上來。在巫覡們的歌舞扮演活動中，或隱或顯地總有一種神祇的力量籠罩著，人的情感、意誌，人的本質力量，憑借著神的祭壇湧現出來，透過神的權威泄流出來，因此，這裏的審美活動還包含著不少混沌初開的迷蒙。人對自然的戰勝，還隻到那種可憐的地步，因而還不得不蜷曲在自然諸神的偶像之下，審美自由隻能保持著嚴格的限度。到了優，情況就不一樣了，他們已從“為神服務”的使命中脫身而出，把歌喉舞姿對向了自己的同類。後世的研究者們常說，優的產生，在於奴隸主對於全民性祭祀活動的竊掠，在於他們把民間歌舞占為私有，這也許有點道理；但從總體背景看，我們也不能不承認，這畢竟體現了人對自然神崇拜的鬆脫，體現了人對自然的戰勝程度，因此，也體現了人在社會實踐過程中對於審美自由度的開拓。
從原始歌舞，到巫術禮儀，到優的活動，明顯地記錄了人類早期的社會進程和審美進程。
每一步，都體現了人對於自然的地位的提高。但是，這並不等於優的地位的提高。優的社會地位，是明顯地低於巫的。巫憑借著“通神”的特殊身分，成為古代社會中或大或小的精神領袖，優就沒有這種便宜了。“為神服務”，人的總體是低下的，“服務者”卻是崇高的；“為人服務”，人的總體升格了，“服務者”卻變得卑賤。在很長的曆史時期內，這種反逆現象屢見不鮮，證明人類還沒有達到完全自覺的階段。
優的任務，主要是歌、舞、說笑話，有時光說笑話不夠了，還會來一段滑稽表演。他們之中，有不少人是身材矮小的侏儒，不得已去練習歌舞滑稽以謀生。古籍中常將侏儒與優並稱，表述同一含義。一般說來，他們的生活待遇要比其他奴隸高，不僅衣著輕柔鮮豔，而且還常可分食酒肉，然而，他們畢竟還是奴隸主和封建主手中的玩物，可隨意處置。或送或殺，或縛以陪葬，無所不可。人們當時忿忿不平地說：“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這當然是很不合理的，但是，醉態朦朧的優，命運不見得比“死士”好多少。
優的遭遇，也因統治者的寬猛、他們本身的才幹、曆史時期的不同而有種種變化。碰到比較賢明寬厚一點的主子，優的藝術活動中可以包含較多直接諷諫的因素，從而對政治生活起一點作用。即便是苛嚴的統治者，一般也允許優在嬉謔滑稽中“談言微中”，因為在他們看來，卑賤的優，構不成一種政治勢力，所以也構不成一種威脅。統治者在一係列獨斷專行的政治實施之中，有優的聰言慧語存於耳側，輔佐著思索和選擇，對他們有利無弊，因而他們大多是容忍的。更何況，這種諷諫與藝術相伴，這種機智與愉悅合一，聽來怡性適情，不便抵拒，也很難抵拒。在這種情況下，先秦時代有一些特別機智、敏捷、果敢的優，獲得了統治者特殊的信任，因而也取得了較大的政治發言權，實際上已成為“殿前弄臣”。例如優孟和優旃，就是這樣的人物。
《史記·滑稽列傳》中所記述的幾則優的故事，是幾乎所有研究中國戲劇史的人都喜歡引用的。其中一則是說，楚莊王所愛之馬死，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獨有優孟別出心裁，入殿門仰天大哭，說僅以大夫之禮葬馬，規格太薄，應以人君之禮葬之。楚莊王問他具體的儀程，優孟洋洋灑灑，極言葬禮之隆重、講究，使楚莊王聽了，自感失了分寸。
氣勢洶洶的楚莊王為什麼會回心轉意？不難看出，他是被優孟所運用的“把謬誤引向極端”的邏輯辨駁法戰勝了。還有兩則故事基本上也是如此。秦始皇想擴大苑囿，其規模要東至函穀關，西至雍、陳倉。對於這個奢糜的工程，優旃也用“說反話”的方式達到了抵製的效果。他假裝讚成這項工程，然後又建議“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麇鹿觸之足矣。”麋鹿的角，當然觸不退敵寇，那麼，擴大苑囿隻能是自毀防務。在這裏，優旃是在對秦始皇作一種邏輯提醒。他打消秦二世“漆城”的荒唐念頭，也用類似的辦法。他讚揚“漆城”的主意，卻又請秦二世考慮漆成之後把油漆晾幹的“蔭室”該怎麼搭。龐大的蔭室搭不成，“漆城”的主意雖好也難於實現，秦二世隻好接受這一嚴峻的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