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漢代熱氣騰騰、融彙貫通的百戲演出中，我們可以找到戲劇美存身的新地位、新形態。
在琳琅滿目的“百戲”中，包含戲劇美的因素較多的，是角抵戲。角抵戲原是一種競技表演項目，可能始源於早年祭祀戰神蚩尤的舞蹈“蚩尤戲”：
秦漢間說蚩尤耳鬢如劍戟，頭有角，與軒轅鬥，以角抵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樂名“蚩尤戲”，其民兩兩三三，頭戴牛角而相抵。漢造“角抵戲”，蓋其遺製也。
這種角抵戲在廣場上演出，實際上武術比賽的成分更多一些。角抵雙方以特定的裝束、架勢相撲相競，旁立裁判人員決其高下。到了漢代，角抵戲從內容到形式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產生了《東海黃公》這樣的以擬態扮演來表現簡單情節的節目。情節是這樣的：東海地方一個姓黃的老頭，年輕時很有法術，能夠對付毒蛇猛獸。待到年老力衰，加之飲酒過度，法術失靈。後來有一頭白虎出現在東海，黃老頭前去製伏，但他哪裏還有什麼辦法對付，終於被老虎弄死了。《西京雜記》對這個表演節目記述得比較詳細：
有東海人黃公，少時為術能製蛇禦虎，佩赤金刀，以絳繒束發，立興雲霧，坐成山河。及衰老，氣力羸憊，飲酒過度，不能複行其術。秦末有白虎見於東海，黃公乃以赤刀往厭之。術既不行，遂為虎所殺。三輔人俗用以為戲，漢帝亦取以為角抵之戲焉。
這個節目，張衡在《西京賦》裏也有記述，他說得比較概括：
東海黃公，赤刀粵祝；冀厭白虎，卒不能救；挾邪作蠱，於是不售。
看來，《東海黃公》在演出時也是以武術競技為重要內容的，一個演員扮法術失靈的黃公，一個演員扮老虎，撲鬥上好幾個回合。但是這種撲鬥，已不是兩個演員力量技巧的真正比試。因為比試的路途和結果早就預定好了的：老虎終究要將衰老疲弱、飲酒過度、法術失靈的黃公殺害。這樣的角抵，當然是用不著裁判人員的了。
顯而易見，與一般的競技性角抵相比，這裏出現了假定性
。這是戲劇美演進的又一個重要信息。
巫覡的擬態表演也有某種假定性，但那是一種不自由、不自覺的假定性。當人類還匍匐在鬼神們的威脅和恩惠之下的時候，裝神弄鬼隻能是一種真誠而又盲目的假設性活動。在那裏，人們受著巫覡法術的裁判，盡管它是人為假設的。到了《東海黃公》，情況倒了過來：巫覡法術受著人們的裁判。西門豹對巫覡的裁判采取的是實際懲治的方式，而漢代民間藝術家對巫覡的裁判采取的是藝術假定性的方式：設置法術失靈的情節線索。不難看出，這種藝術假定性，是一種自由的假定性
。《東海黃公》的表演與巫覡的擬態表演的區別，正在這裏。
“總會仙倡”也有擬態表演，但沒有構成一種情節化的自由假定性
，因此隻是在演出場麵上接近戲劇，而沒有在實質性的內容上趨向戲劇。
由於上述種種原因，《東海黃公》的演出在中國戲劇文化的發達史上，具有空前的、界碑性的意義。是角抵，卻沿著預先設定的情節線進行；是扮演，卻不再有任何巫覡式的自欺欺人的盲目成分。於是，這裏有了一種建築在自由基礎上的設定，或者說，有了一種被設定的自由。戲劇美在這裏產生了一次關鍵性的升騰。
由此可知，僅僅從詞源學上考定戲劇與角抵爭鬥的關係，進而說明戲劇的本質，或者僅僅以扮演來概括戲劇的奧秘，都是有偏頗的了，即使與遙遠的漢代的史實相印證也是如此。
把《東海黃公》說成是一個正規的戲劇劇目，顯然還失之急躁，但無可否認，它是一級重要的階梯。張衡在《西京賦》中為黃公寫下的“挾邪作盅，於是不售”這一判詞，正反映了當時我們民族的先驅者們對巫覡法術的部分唾棄。就在唾棄過程中，人們想到要扮演一下扮演者
，用輕鬆的方式揶揄一下一度頗為莊嚴的法術。這並非僅僅是在譏刺黃公，而是人們對自己過去的一種反思和回顧，一種告別式的自我觀照。這種自我觀照，可以比其它方式更明晰地顯示出人類前進的步伐。因此，可以說，戲劇美的這次升騰，仍然發生在人類一次曆史性的騰跳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