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歌舞小戲盛行的同時，還有一種被稱之為“參軍戲”的滑稽表演也很引人矚目。
有一首唐詩這樣寫道：
樓台重迭滿天雲，
殷殷鳴鼉世上聞。
此日楊花初似雪，
女兒弦管弄參軍。
這裏所說的“弄參軍”，便是指參軍戲的滑稽表演。這種表演有“弦管”伴奏，當然是會伴和著一些歌舞的，但總的說來，卻以說白和一般的舞台動作為主，基本上是“科白戲”。這正象歌舞小戲以歌舞為主，也不全然排斥科白的進入一樣。
後代完全成熟的中國戲劇，將歌舞與科白融為一體，但在長期形成過程中，它們卻是各自在自己的園地裏生長的，到了唐代，才比較明顯地出現了互相滲透的趨勢。然而，僅僅是滲透而已，並未產生交融。參軍戲繼承了古優的諷諫傳統，在直接幹預時事政治的過程中為戲劇美釀製著滑稽的質素。它通過一條與歌舞小戲不同的途徑，為戲劇的肢體輸送著特殊的營養。
中國戲劇需要有輕柔或豪壯的歌唱，但也需要唇槍舌劍、詼諧機智的說白；需要有舒緩或激烈的舞蹈，但也需要正常而凝煉地表現戲劇行為的動作。因此，參軍戲的滑稽表演，在中國戲劇發展史上的功跡是顯然的。
“參軍”原是一種官銜，後趙時期有一個叫周延的“參軍”，擔任了館陶地方的縣令，他因盜竊官絹數百匹，被捉拿下獄。統治者為了儆戒其他官員，就在宴會上要演員表演這樣一個節目：一個演員扮演周延，身穿一件觸目的黃絹單衣上場，其他演員一見就問：“你是什麼官呀，怎麼到我們之間來了”？扮演周延的演員答道：“我本是館陶縣令。”說著抖擻一下黃絹單衣：“就為這個，隻得到你們這裏來了。”這就引起參加宴會的官員們的一陣哄笑。
其實，這樣的滑稽演出，產生的時間恐怕還要更早些，據《樂府雜錄》記載，早在後漢，就有諷刺象周延那樣的贓犯的演出了。《三國誌》則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情：兩位共事的學士互相克伐紛爭，鬧得不象樣子，統治者就叫兩位演員裝扮成這兩位學士，在群僚大會上表演他們吵架、爭鬥的情景，讓觀者在嬉戲中感知其非。但是，相比之下，還是譏諷參軍周延的那個滑稽演出影響最大，因此這類演出後來也就被稱作參軍戲了。
不難看出，這種滑稽表演，是統治者對群僚進行形象化教育的手段。這種表演至唐代而大盛，《樂府雜錄》、《雲溪友議》等書籍中還記下了唐代一批善於“弄參軍”的演員的名字，如黃幡綽、李可及、李仙鶴、張野狐、曹叔度、劉泉水、範傳康、上官唐卿、呂敬遷、馮季皋、孔乾飯、劉璃瓶、郭外春、孫有態、周季南、周季崇、劉采春等。這許多演員，各有自己擅長的節目，記述者還能隱示出他們的藝術品位，從中很可想見當時的繁榮景象。一般認為，其中的黃幡綽可稱為唐代的第一演員，深得唐玄宗寵愛。
參軍戲的滑稽表演，其基本格局是兩個角色的有趣問答。這兩個角色經過化妝，大多置身於特定的戲劇性情境中，與後代那種讓演員基本保持第三者身分的曲藝說唱節目（如相聲）有所不同。這兩個角色，職能相對穩定，一個是嘲弄者，一個是被嘲弄者，實際上已構成“行當”。仍然可能是那個被嘲弄的參軍周延太著名，被嘲弄的行當就被稱為“參軍”，而嘲弄者的行當則被稱為“蒼鶻”。不少戲劇史家不無根據地指出，“參軍”這一行當，相當於後代戲曲中的淨角，“蒼鶻”這一行當，相當於醜角。李商隱《驕兒》詩中有“忽複學參軍，按聲喚蒼鶻”之句，可見晚唐時代連兒童也能按照既定行當來摹仿參軍戲了。
我們記得，先秦優人，擔負著“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的職能，但主要的諷諫目標是最高統治者。他們卑微的身分和嬉樂的技能，使最高統治者對這種藝術化的諷諫便於接受、樂於接受。及至漢唐年間，隨著凜然的封建權威的建立，官僚機構的擴大，政治生活的進一步嚴峻化和複雜化，統治者更樂於接受的，是對於下屬群僚的諷刺了。“談言微中，亦可以解份”的職能還存在，但所解之紛，主要已不是最高統治者本身遇到的在政治措施上的症結，而是龐大的下屬機構中的弊病了。這種轉變帶有曆史的必然性，而從藝術的角度來考察，則是給優人們帶來了較大的自由。試想，當先秦優人們當初要以藝術方式來直接諷諫上方皇座上的最高統治者的時候，即便有著安全的許諾，畢竟也隻能謹慎為之。優孟扮演一個孫叔敖，費了多大的心思，冒著何等的風險！而當他們轉過身來，秉承著皇帝的旨意，來諷刺僚屬的時候，其間的重重束縛當然就從根本上緩解了。無論如何，“談言微中”的謹慎態度，可大為減小。基於這一背景，由漢至唐的這類滑稽表演，必然要比先秦優人的活動恣肆、放達、鬆快、透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