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的鬥爭所流瀉出來的悲劇氣氛，再清楚不過地表露在他自己寫於貶途的這首著名詩作中：
一封朝奏九重天，
夕貶潮陽路八千。
本為聖明除弊政，
敢將衰朽惜殘年？
雲橫秦嶺家何在？
雪擁藍關馬不前！
知汝遠來應有意，
好收吾骨瘴江邊。
一腔真情熱血，換來雪途瘴江，實在是無以複加的悲劇。奇怪的是，同樣的崇佛的皇帝，對於滿腹經綸的韓愈是那樣的苛嚴，對於地位低微的李可及卻是那樣的寬容。據高彥休《唐闕史》記載，唐懿宗觀看李可及演的《三教論衡》時，一會兒“為之啟齒”，一會兒“大悅”，一會兒“極歡”，不僅當場“寵賜甚厚”，而且第二天竟給李可及授了一個官職：“環衛之員外”。這從哪一方麵看都是滑稽的，無論是演出內容還是演出效果。韓愈事件所煥發的悲劇美，已通過詩句傳之千古，而李可及所創造的喜劇美，則還需我們細細品味。為了達到幾乎同樣的目的，韓愈在皇上的忿忿怒色中失敗了，李可及則在皇上的眉開顏笑中取得了勝利。悲劇美的角色，總是以強硬的形式呈現自己的目的性，因此常常引起敵對者的加倍警惕和防範，結果隻能得到悲慘的結局；喜劇美的角色則相反，總是以機巧詼諧的外相藏匿自己的目的性，因此常常使敵對者解除戒備，在不知不覺中受到感染。滑稽的力量就在這裏。醜角的力量也在這裏。不難設想，《三教論衡》既然已受到皇上首肯，當然就會廣為流播，那麼，諷刺、嘲笑三教的思潮也就會被視為正當，這種功效，不是遠勝於韓愈那篇反對“迎佛骨”的耿耿諫書嗎？怎麼能說它“不能托諷匡正”呢？韓愈所不滿意的“迎佛骨”之舉是一個帶有一定偶然性的政治措施，而李可及對三教的輕慢態度
，則帶有普遍的傳染性。對政治措施的異議可以用政治方法追究，而在嬉笑中所隱隱流露的態度，就很難引起愚蠢的封建統治者的注意了。
於是，人們常常看到，可笑的衣衫，醜陋的麵容，不經的言詞，三下兩下，竟然掮起了沉重的曆史課題。
對於具體的貪官汙吏，參軍戲仍然不放棄譏刺，但是，由於藝人們在唐代已獲取了較大的自由，他們的譏刺大多已不再秉承皇上的旨意。他們比以往更能體現民眾之心，並力求使譏刺更帶有藝術性和普遍性。五代時一個宣州貪官上京麵見皇帝並相陪飲酒，在他們所看的節目演出中，竟有演員以參軍戲的方式譏諷這個貪官是連鄉間地皮都會挖掘的：
徐知訓在宣州，聚斂苛暴，百姓苦之。入覲侍宴，伶人戲作綠衣大麵若鬼神者。傍一人問：“誰？”對曰：“我宣州土地神也，吾主人入覲，和地皮掘來，故得至此。”
這實在是夠大膽、夠深刻、夠機智的了。皇帝正由被諷刺對象陪著喝酒，這個諷刺，當然是代表民間而不是代表皇帝的心意的。其力度，可說與耿介清官當朝斥奸相仿佛。但是，完成使命的不是海瑞、包公，而是芥微優伶；不是靠慷慨陳詞、肝腦塗地、引棺上殿，而是靠詼諧，靠笑聲。
參軍戲的滑稽表演，竟能風靡相當長的曆史時期，不能不說是中國人民的喜劇精神的一大顯示。本書第一章第四節已經提及，儒家的禮樂觀念，要求各種審美形態都以溫柔、平適為主調，而與西方那種渲染分裂和衝突的悲劇美頗相牴牾。正是由於這種社會思想傳統，在戲劇美總體地位不高的大前提下，喜劇美比悲劇美更容易被接納。封建統治者要掌管這麼樣的龐然大國，需要用溫和、中庸的精神來調節各種複雜關係，也要求人們“樂天知命”，而不要象希臘悲劇中的角色那樣，對不可知的命運作出勇猛而壯烈的衝撞。對人民，特別是多數知識分子來說，麵對老大帝國中無比煩複的矛盾，翻覆無常的人生波瀾，也以“樂天知命”為座右銘。於是，不管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樂觀主義、喜劇精神在民族審美心理結構中占據著比較突出的地位。即使是譏刺，也不失“樂”的外表；即使是抨擊，也伴和著笑聲。對廣大藝人來說，喜劇美的運用，既是一種手段，也是一種目的；既屬於方**的範疇，又與人生觀相接通。
中國戲劇發展的河道，由於彙入了參軍戲的水流，從此，再也不能全然滌除喜劇美的魂魄，甚至包括在正劇中、悲劇中。藝術領域中的其他審美形態，也隨之受到浸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