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雜劇在實際演出過程中一般由三個部分組成。
第一部分——“豔段”。這是正戲開演之前出場的招徠觀眾、把觀眾情緒引入軌道的小節目，開始大多是歌舞，也常有一些表現“尋常熟事”的滑稽可笑的說白和動作，甚至還夾雜著武技筋鬥。陶宗儀《南村輟耕錄》稱，豔段（焰段）中“有散說，有道念，有筋鬥，有科泛”。
第二部分——“正雜劇”。這是宋雜劇的主體部位。“正雜劇”有兩種表現方式，一種以唱為主，即以大曲的曲調來演唱故事；一種以滑稽戲為主，沒有曲名，主要靠演員進行滑稽表演。不管哪一種，基本上都已有貫串的故事和貫串的人物。這一部分，一般又分為兩個段落。
第三部分——“雜扮”。這是附於“正雜劇”之後的玩笑段子，比較靈活隨便，甚至可有可無。其內容，常常是取笑“鄉下人進城”。
由此，我們可以設想一下當年宋雜劇演出時的情景了。觀眾進入瓦舍，抬頭望去，先是翩翩歌舞、高超武藝引人眼目，各色演員，都齊齊臻臻地出場展示一番，以顯陣容。或許是上來一、二個滑稽演員，說新聞，道世事，把這個城市裏人人知曉的尋常熟事，用機智、輕快的語言述說一番。這當然是極有吸引力的，於是觀眾招集起來了，觀眾的心弦也被演員們抓住了。如此，便進入正文，演出經過悉心編排的、寓鑒戒和諫諍於滑稽的“正雜劇”。藝術家們的勇敢、正直、明達、機智、幽默，全都溶合在裏邊了。這部分的內容大多是深刻而厚重的，觀眾的笑聲裏，難免伴隨著幾許歎息，甚至幾許憤怒，演員的藝術中，往往裹卷著幾許風險，幾許崇高。那末，再調和一下氣氛吧，於是就加上了最後的“雜扮”，不再譏諷赫赫名臣、堂堂國策，而是譏諷那些初進城來洋相百出的“村叟”了，使觀眾無傷大雅、輕鬆放心地大笑一通，然後離場。總之，以笑貫穿始終，以輕鬆、外在的笑開頭和結尾，把苦澀而深刻的笑含蘊中間，這便是宋雜劇的結構風致。
這樣的結構風致，打有明顯的時代印痕。“豔段”的招徠技巧固然帶有商市競爭的性質，它的內容也與都市生活有一些關聯。《都城紀勝》說它做的多是“尋常熟事”，這是頗可玩味的。在各色各樣的觀眾麵前，能拿出一種大家都比較熟悉的事情來表演，這種事情並非千古奇聞，卻又有廣泛而切實的吸引力，這種審美狀態，一般總是在人口密集、社會交往頻繁的都城裏出現的。“尋常熟事”的具體例證目前不易找到，但我們從後人所寫的近似於宋代雜劇院本的“豔段”中可以發現，這部分的內容中充滿著機智幽默、打諢插科，甚至還夾纏著詩詞對聯，或者竟不妨開開古代宗師巨匠的玩笑。這一切，都要求觀眾有一定的文化知識水平，而且有較敏捷的反應能力。一般說來，這樣的段子很難在閉塞的窮鄉僻壤獲得較好的藝術效果。主體部位“正雜劇”的風致，固然也可以在先秦優人和漢唐參軍戲中找到蹤影，然而，同樣是譏刺和諷諫，宋雜劇更明顯地展示了對封建政治殿堂的不在乎態度，更多地表現了超越封建思想規範的自由度。宋代還不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末世，汴京和臨安的市民們還沒有集合成一支足以對抗封建統治者的新生力量，但他們不滿意封建等級製度，時時夢想著“發跡變泰”，對封建上層並不那樣由衷地“誠惶誠恐”。正因為如此，他們譏諷的領域就大了，譏諷的程度也高了。至於宋雜劇末尾的“雜扮”，則體現了市民心理的另一個側麵。輕視和嘲弄鄉下人，是小市民庸俗心理的一種恒常表現。封建統治者對於農民，由於關係對立而較難采取嘲弄的態度，或者如驅使牛馬奴隸，或者以父母官自居而加以慰撫，都很少有幽默，很少有笑聲。市民與農民的關係就不同了，既有很多相通、相依之處，又有不少顯而易見的區別。總之，兩方麵具備了可比性，一比之下，對方的生活方式就出現了許多不合自己一方的習慣尺寸的可笑處。於是，大家都帶著莫名的偏執和自傲，進行嘲笑，其間，又以市民一方為優勢。阿Q當然可以譏笑城裏人將長凳稱為條凳、煎魚用蔥絲，女人走路扭得不好看，但是畢竟還是城裏人嘲笑鄉下人的地方多。看來，隻要在城市和鄉村還足以構成一種明顯對比的曆史時期內，這類市民性的調笑似乎代不絕傳。在宋代，雜劇演出的末尾竟然多用嘲笑鄉下人的內容作結，足見當時剛剛形成較大社會氣候的市民是何等沾沾自喜。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宋雜劇是在封建社會的文化框範內對應著市民審美心理結構的物態形式。
宋雜劇既然在結構形式上日趨豐裕，上場的演員也隨之有所增加。參軍戲在唐代安史之亂以前上場人物大抵限於兩人，而我們上舉的宋雜劇片斷則大多要超過三人。人一多，角色行當也漸漸有了雛形。宋雜劇已經有了五種相對穩定的角色類型，它們一般在雜劇開演時的“豔段”中都要出現，在灌園耐得翁《都城紀勝》、陶宗儀《南村輟耕錄》等書籍中，它們被稱為“五花爨弄”：
末泥——男主角，後發展為“正末”、“生”；
引戲——戲頭，多數兼扮女角，稱“裝旦”；
副淨——被調笑者，本自“參軍”；
副末——調笑者，本自“蒼鶻”；
裝孤——扮官的角色。
後代中國戲曲“生、旦、淨、醜”四大行當類型，已可從宋雜劇的這些角色體製中找到雛形。行當，在以後的中國戲曲中，將成為戲劇人物性格化和類型化的重要表現手段，在宋雜劇時代的“五花爨弄”，則還是一種建築在人物分類基礎上的表演程式的分類。當然，這種人物分類除包含著性別、官職等外在特征外，已有依稀的性格、氣質區分，特別是在副淨和副末這兩種角色上。
處於雛形階段的角色行當，為當時的戲劇活動提供了不少便利。它便於觀眾在鬧哄哄的瓦舍勾欄中單刀直入地把握演出形象，強化了戲劇美的直觀度；它便於演員對特定的角色類型及其表演程式進行單向磨礪，使之煥發出濃重的特定意趣；與之相關，它又便於當時陷身於商市的戲班子進行明確的專業分工，就象百戲雜陳的世界中其他表演者獨擅一技一樣。這一些便利，後來實際上都發展成為行當借以長期立足的美學依據。
總之，不難看出，宋雜劇在許多方麵都比以前出現過的初步戲劇形態要繁茂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