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化的低效率、急劇擴大的餘糧收集、幹旱以及1932年的欠收，造成了蘇聯可怕的大饑荒。這次饑荒就是在整個歐洲史甚至全球曆史上也是空前的，1932年至1933年間，蘇聯有七百萬人死於饑荒，按人口的比例算，這已經相當於其5%的總人口規模了。
一位叛逃至法國的官員對饑荒的慘景進行了繪聲繪色的描述：“1933年的春天，我目睹了人們在饑餓中死去。我看到婦女和孩子們肚子浮腫，皮膚發青，盡管目光已失神無彩，但他們還沒有咽氣。到處是屍體、屍體，裹著破羊皮的死屍，腳上是肮髒的毯子，農舍裏的死屍，在正在融化的雪中的死屍……”。
而在這場史無前例的大饑荒中，朱加什維利政權對空前的災難絕對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933年饑荒時期，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克格勃）執行了兩項重要任務。首先他們將饑餓中的人們同外界隔絕起來，不讓往災區運送糧食，而烏克蘭人也不準離開住地。所有的火車被克格勃占據著，沒有特別通行證的人被趕下火車，甚至一些國家幹部也未能幸免。人吃人的現象到處發生著，非常普遍又非常正常。由於刑法中沒有人吃人的懲罰條款，所有吃人的就被交到克格勃的手中。與此同時，克格勃還在執行著第二個任務，嚴密封鎖有關饑荒的消息，讓饑荒中的人們在密不透風的環境中死去。
可以說這樣的行動是極為邪惡的，但出乎意料的是這種事情在國外卻並沒有多少人相信。其原因就是克格勃的封鎖。這導致了外國對於蘇聯所了解的信息嚴重缺乏真實性。
嚴格說來，如此驚天動地的大饑荒要想把它掩飾起來，使外界一無所知，幾乎是不可能的。透過層層鐵幕，人們還是隱隱約約地知道了一點大饑荒的消息。英美法德阿的一些刊物上出現了關於蘇聯發生大饑荒的報導。
但無恥的朱加什維利政權為了掩蓋罪惡，就精心安排外國政要和一些記者參觀訪問。消費品官方接待，宴會特殊安排，旅途精心布置，一些“饑餓的村莊”在外國人還沒到之前就已經安排的非常妥貼了，被欺騙的外國人把眼前所見的一切當成了真實情況，就出來為朱加什維利政權說話。
曾兩任法國總理的愛德華.赫裏歐在饑荒最嚴重的烏克蘭度過了五天後，駁斥了“資產階級刊物關於蘇聯發生了饑荒，提高工作時間的謊言”。另一個西方人貝爾納爾.索伊說：“我在俄羅斯沒有看到一個吃不飽的人，不管是老是少，”他故作幽默，歪著脖子不住的發出質問“莫非他們是被什麼填起來的？莫非他們圓滾的臉頰是用橡膠從裏麵給填起來的？”
而《紐約時報》駐莫斯科記者約爾特.杜蘭金還因為“對俄羅斯公正、坦誠的報導”而得到了“普利策”獎金。他甚至下結論說：“如今所有關於俄羅斯饑荒的報告若非誇張就是惡意宣傳。”
英國的阿特裏斯.悉德尼.維伯在1932年至1933年訪問了蘇聯之後，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他認為個別地區“從事破壞的居民”造成了農作物的“欠收”，他還責備農民把穀子從穗上搓下來，或把整個穀穗占為已有。
似乎在那一刻，蘇聯政府這個原來大部分西方國家都認為是邪惡政權的的國家反而成現高尚而委了委屈的受害者。
朱加什維利政權掩飾饑荒的另一個方法是，把一切由自己一手造成的災難的責任全部推給“垂死的階級殘餘分子”和國外的反蘇勢力。在每天都有大批人餓死的日子裏，克格勃夜以繼日地揭露“階級敵人”和“反**陰謀分子”的破壞事件。被他們揭露出來的階級敵人有似乎毒死了牲畜的獸醫；有被指控集體謊報氣象預報的工作人員；有被懷疑破壞了拖拉機並往種子裏摻草籽的人員；還有沒完成任務的集體農莊主席。烏共中央第一書記斯塔尼斯拉夫.科尼奧爾甚至宣布國家許多機關部門“發現了一大批反**巢穴。”
克格勃接二連三地揭露出農村的破壞陰謀，為朱加什維利所認定的“陰謀無所不在”的理論提供了肥料，使其越發肆虐的瘋長泛濫。
一個深得朱加什維利信任的蘇聯官員堅持說，那些沒被驅逐?的富農以及白匪、反**分子，組織了“對糧食供應和播種工作的破壞活動”。
作家米哈伊爾.肖洛霍夫曾向朱加什維利抱怨說，頓河地區“集體農莊經濟遭受了巨大損失。”朱加什維利則回答說：“親愛的肖洛霍夫先生，貴區那些尊敬的農民企圖破壞對城市和紅軍的糧食供應。這種破壞行動是暗中的，表麵上並不顯著，但它並不能改變如下事實：尊敬的農民們實際上在進行一場反蘇維埃政權的饑餓戰爭……”把農民的饑餓說成是反蘇維埃的戰爭，這樣的話也隻有朱加什維利才能說得出來。
而事實到底如何，目前全球主要國家似乎都還不太相信或者說無法真正確認，但葉楓這個來自後世的人卻完全是相信大饑荒的真實，真實的情況甚至比所有人想像的更為嚴重，也更為邪惡。
在曆史上大部分學者大多讚同這樣的觀點，即蘇聯大饑荒是在朱加什維利農業集體化運動的背景下出現的災難，造成饑荒的原因有自然因素，但更主要的卻是人為因素。特別是饑荒最為嚴重的烏克蘭，這次饑荒有時被認為根本就是故意製造的、針對烏克蘭民族的種族滅絕行動。
這一點，葉楓同樣相信，至少受災最重的烏克蘭的大饑荒是自然災害，但若沒有人為推動，絕不可能造成如此嚴重的後果。
後世的烏克蘭曆史學家普根據已經解密的檔案資料顯示，烏克蘭大饑荒的主要責任者之一、當時的烏克蘭**第一書記斯塔尼斯拉夫?維肯季耶維奇?科西奧爾在1930年夏季當地一次**幹部會議上下達指示說，烏克蘭農民不原意同蘇聯政權合作，試圖扼殺蘇聯政權，但蘇共政權的敵人打錯了算盤幹部的任務就是要到烏克蘭農村中收繳藏匿的糧食，讓農民們也嚐償饑餓的滋味。
在1932年到1933年大饑荒達到高峰時，烏克蘭農村中開始出現了人吃人，以及在冬季把已經埋葬的貓、狗、家畜和人的屍體重新挖出來再食用的事件。
而且在推行農業集體化期間，大量蘇共黨員被派往農村，動員農戶加入集體農莊，但他們在烏克蘭遇到了消極的和積極的抵抗，最終導致對烏克蘭“富農”
階層的集體逮捕和流放。
大量擅長耕作、富於農業經驗的烏克蘭農戶被劃為“富農”，全家流放至東西伯利亞和中亞地區，導致烏克蘭本土農業生產技術和生產率下降。免於被流放的農戶，因為擔心被劃成富農，因此不願耕作，其直接結果就是1932年烏克蘭糧食產量暴跌。當年預期在全蘇聯可以收獲9070萬噸糧食，但是實際上隻收獲了5500萬到萬噸。蘇聯政府征得的糧食數量也從預期的2650萬噸下跌至1850萬噸。為了解決糧食短缺問題，1932年8月7
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頒布了一項新法令，規定“盜竊集體農莊財物”可以判處死刑。這一法令從根本上禁止農民將任何農產品據為己有。至1933年1月，有
7.9萬名農民根據該項罪名被逮捕，其中4880人被判處死刑。
在禁止農民占有收獲的糧食後，1932年12月6日，蘇共政治局頒布了另外一項秘密命令，將全烏克蘭的所有生產資料（農具、牲畜、種子）收歸公有，禁止將任何糧食和製成品運入烏克蘭農村，並在全烏克蘭禁止商品和農產品的異地買賣。此外還向烏克蘭農村派出了搜糧隊，沒收農民的餘糧、口糧和種子糧。
這幾項懲罰性措施實施數月後，到1933年春天烏克蘭範圍內出現了極其嚴重的饑荒現象。蘇共和烏克蘭政治局發出了一些補救性的命令，包括向饑荒地區運去32萬噸糧食，但同時自烏克蘭向外運出糧食的行動仍未停止。
去年春天在俄羅斯西部和烏克蘭大部分地區出現的幹旱加重了饑荒的程度。與此同時，蘇聯政府禁止災民向外流動，烏克蘭以及頓河流域同外界的交通被中斷，到這些地區的旅行被禁止。任何未經許可便試圖離開烏克蘭的饑民都作為“階級敵人”被逮捕。
而在曆史上，這次大饑荒直到1933年冬和1934年春，烏克蘭氣候條件轉好，1934年農業收獲量有所提高，烏克蘭饑荒狀況才逐漸消失。
但是不管怎麼說，朱加什維利的欺騙性和極力遮掩，讓幾乎很多國家和人民都不太相信蘇聯發生大饑荒的事實，直到現在為止同樣如此，葉楓知道目前在蘇聯國內進行的所謂的輕描淡寫的自我批評和部分有良知的**員對朱加什維利的聯名批評信等等都隻限於國內，即便是蘇聯普通人民都不知情，這些資料直到蘇聯解體才會有機會公布出來。那麼國外的人在這種極為掩飾下，又怎麼能確認蘇聯饑荒的真實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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