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我在尋思時，腰間的BP機響了，八十年代末，華夏國南方的經濟發達地區，還很少見到手機，那時手機就象一塊大磚頭，派頭十足的老板或政府要員通常有一個專職給提磚頭手機的秘書。一般人是用不起手機的，但為了聯係的方便，就用BP機，也叫“擴機”，是英文ｃａll的音譯。我一看BP機上而顯示，是黎站長的留言。上麵顯示：請你迅速在三十分鍾內趕回文化站。黎站長性格一向溫和沉穩，難得有如此十萬火急式的言辭。我看完後，心急火燎地立即向他們告別。
林冰送我到車站。臨上車時，她默默地看著我，等車開動時，她同我揮揮手作別，車動了，她突然跟著車跑了幾步，對我大聲說：“記得常來看我！”我伸向窗外，對她也揮手，示意她回去。車漸漸地遠了，直到看不見她，我才戀戀不舍地端坐在座位上。
不到三十分鍾，我就走進了文化站的大門，黎站長正來來回回地踱著步子，一臉的焦灼。一見我出現在大門口，立即走上前，吩咐道：“龍行，我們鎮的工商銀行發生了一起詐騙案，銀行丟失了一百多萬元。這是我們鎮從來沒有發生過的大案，鎮長指示我們要派出記者全程跟蹤公安機關，了解破案進度，我們負責宣傳報道案件偵破情況，以穩定市民的心理。市裏要求破案期為15天。文化站就派你擔任這次破案的宣傳任務，你立即去鎮上派出所去報到。他們在那裏等你。”
我二話沒說，立即帶好攝像機、錄音機和紙筆，小跑到派出所。鎮上派出所距我們隻有一裏路遠，不到十分鍾，我就趕到所裏。所裏蜂擁了二十來人，有市裏公安局、鎮上的黨政一把手、失竊的工商銀行行長等人。我在報到單上簽了名。接著案情彙報會議召開了。
10月25日晚5時40分，天雨。一輛綠色工商銀行“押款車”駛到鎮工行體育中心分理處後門，車內下來工行李行長和一身穿銀行工作人員製服的男青年，按響門鈴。按通常的交接方式，分理處保安人員將3箱百多萬元巨款，提上了這輛“押款車”。接著，銀行工作人員朱珍出來辦了交接手續。隨後，這輛“押款車”即離開分理處消失在夜幕中。大約15分鍾後，保衛科負責人的手機驟然響起，手機傳來對方低沉的話音：“錢，我們已提走，等我們用完後再來借。”聞聽此話，這位負責人頓生警覺，忙打電話向朱珍證實，巨款確已被提去。
這位負責人要朱珍再打電話給李行長進行核實，朱珍壯著膽子拿起電話打給李行長，問道：“李行長，你剛才押了100多萬元，李副行長問我你們現在到哪裏了？”
行長一聽就覺得納悶，說道：“我下午3點時就來到劉鎮長這裏彙報工作，我怎麼會押款呢，就是我沒有到劉鎮這裏，也不可能由我來押什麼款啊，小朱，你是不是弄錯了？”
朱珍一聽就慌了：“不對啊，行長，你剛才明明在我這裏取了一百萬元，還開著一輛綠色的押運車，我看見你把這一百多萬元放進了押運車啊，你……你難道真的沒有來押款？”
李行長感到不可思議，連忙問：“喂！喂！”可是喂了幾聲，話筒那邊卻沒有了任何聲音。李行長深感不妙，立即起身向劉鎮長辭行，匆匆忙忙趕回去。
回到行裏，行裏早已亂成了一團糟。大家見李行長來了，自動閃開一條路，李行長走進去隻看見朱珍顫抖抖地摸著一張薄紙，可能就是那張曾辦過手續的紙，而她神情怔忡，一副似悲似怨似哭的表情。李行長上前從她手裏抽出那張紙，紙裏僅僅寫著一句話：“暫借100萬元，用完後再借。”而在這時朱珍也清醒過來，嚶嚶地哭泣著。李行長從包裏拿出手機，立即向市公安局報案。
整個過程就是如此，朱珍現已隔離審查，經過問話，反來複去就是描述了已說過幾次的經過，要不就抱頭哭泣。再經過調查，確證李行長下午3點開台就和劉鎮長在一塊談給一個企業借款的事情，兩人從來沒有離開過。
問不出什麼頭緒，隻能從那輛運鈔車著手，公安局迅速成立了“10•；25”專案組，組長由市公安局局長李敬擔任。我就跟隨專案組報道破案情況。可是一連過了五天，一點線索都沒有，專案組成員遍搜全市上下，也不見那輛車的下落，幾天過去了仍一無所獲。而且這件案件還透著古怪，為何朱珍見到了李行長，而李行長根本沒有在現場上出現過，並且那張手續紙過後一看根本就是一張廢紙，但為何朱珍看到的卻是上張提款單？還有銀行的攝像機根本沒有這筆巨款提出的錄象？
離破案的日子隻有十天了，如何破案還是找不到一絲下手處。鑒於這種情況，市公安局向省廳發出請求，省廳一聽極為重視，就派出一個專家來，由他牽頭偵破這個案件。專家叫江濤，四十來歲，人很精幹，兩隻眼睛大而有神。
江濤接過卷宗，再找來那張紙，兩樣東西全擺在他麵前，我就坐在他身邊，打開攝像機，靜靜地看他研究案情。江濤詳細地看了看整個案情的有關記錄，再用鑷子拿起那張紙放在眼前，兩隻眼睛沉沉地盯著。我從旁看去，他的眼神裏竟有一種修行有才有的那種神光。江濤難道也是一個修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