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禁問自己，究竟是因為孩子，因為家庭，還是因為我，讓他這麼急切地想回到婚姻裏去？而我又為什麼傷得如此之深，是他的原因多一點，還是懷孕？如果我們再試一次，結果會有不同嗎？如果結果不好，我還能像這次一樣全身而退嗎？
我花了很長時間去想，沒有得到答案，隻是決定在想明白這些問題之前，不作任何決定。而他似乎也不再有催促我的意思。我們各有各的住處，各有各的圈子，一起養一個孩子，這樣的生活似乎也不是不可行。我們約會，看起來就像情侶；他時不時地出現在我住的地方，加上Caresse，我們看起來又像是個家庭。但是，白天工作時間，我們一南一北離得很遠，又似乎永遠不會有交集；或是午夜時分，他離開我的公寓。那種時刻，我們什麼都不是。
一月中旬的一天，我下班回家，Claudia正陪著Caresse在客廳看傍晚的卡通節目。我在門口換掉高跟鞋，Caresse看見我就興奮的跑過來，拉著我的手，嘴裏發出嗯嗯啊啊的聲音。
“怎麼啦？寶貝？”我問她。
她把我拖到茶幾邊上，指給我看上麵擺著的東西——那個水晶球，鮮花、木馬、雪花，還是原來的樣子，奶白色的陶瓷底座似乎洗幹淨了一點。
“今天下午送過來的。”Claudia對我說。
“他來過了？”我明知故問，拿起水晶球，試著擰了一下發條，才一鬆手，《鮮花華爾茲》的樂曲聲不緊不慢地響起來了，重又放回到台麵上，雪花翩翩飄落，像在夢境裏似的。我開心極了，立刻打電話給Lyle，說了謝謝，Caresse也跑過來，跳啊跳的要跟爸爸講話。我把聽筒給她，她學著我的樣子，也說聲“謝謝”，把電話兩頭的人都逗笑了。
半個小時之後，他來接我們出去吃飯。也正是在那天晚上，在布裏克街一間法國餐館的餐桌上，他提出要我跟他一起去看婚姻谘詢師。我驚訝地看著他，半晌沒有講話。我以為自己聽錯了，因為，就在一年多以前，我曾經那麼多次地嚐試與他交談，結果卻一無所得。那個時候，他無論如何都不願意跟我一起去見心理醫生，雖然在紐約看心理醫生是再普通不過的事情，就連心理醫生也有自己的心理醫生。
“為什麼是現在？”我問他，“我們已經離婚了，還做什麼婚姻谘詢？”
“他們接受所有兩性關係的谘詢，”他向我解釋，看起來一幅認真的樣子，“而且Zelda Dalvilan很不錯，一個你喜歡的電影演員向我推薦的她。”
“誰？！”我興奮起來。
“Heath Ledger.”他回答。
我大笑，不能想象他會跟《斷背山》裏的牛仔討論這樣的問題，更想不到自己會在一個半禮拜之後，半夜跑去Soho區布魯姆街四百二十一號樓下放一支蠟燭，紀念猝然離世的Heath Ledger。
不知道是因為Heath Ledger的死，還是因為Lyle出人意料的變化，接下去的那個周末，我們真的去見了Zelda。那是一個接近五十歲的女人，金色短發，坐在裝飾華麗的辦公室裏麵，身後的落地窗正對著中央公園的西麵。
談話的過程並不美好，結果卻是出乎意料的。Zelda讓我們說說當初為什麼會離婚？我對她說起分居之前的那一段事情，Lyle默不做聲地聽著，等我說到我從家裏搬走，他突然插話：“所以你就這樣把我從你完美的生活裏剔除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