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到王文佐提到賀蘭敏之，李弘的臉色有點難看，他沉吟了片刻：“那三郎以為應當怎麼辦？寡人當著太上皇和太後應允了，若是現在又有反覆，隻怕傳出去也不好聽！”
“這個倒是簡單！”王文佐笑道。
“哦？三郎你有辦法？”
“當然！”王文佐笑道：“讓沛王殿下去主持漕運就是了，漕運之事關乎長安食糧，乃是第一等的大事。讓沛王殿下早點曆練曆練實務，免得整天與文人士子混在一起，務虛而不務實。這麼做，天下人誰也不能說您待沛王殿下不友！”
“不錯，這個法子不錯！”李弘興奮的拍了一下手掌：“三郎，你總是能替寡人解決難題，就這麼辦！寡人明日便讓中書草詔，讓沛王主持漕運之事！”
李弘這麼興奮不是沒有來由的，自從周滅商，周公拿“宗法製”作為西周分配權力維係統治的政治製度之後，“親親尊尊”、“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效矣！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以周幽王的反例教育貴族們必須保持宗族內部團結）就成為了絕大部分古代中國人內心深處的政治正確。所謂的宗法製，便是依照距離統治者父係血緣關係的遠近為準繩來分配“遺產”（權力、財富、領地）繼承法。
在這種繼承法下，嫡長子有權利獲得最大一份的同時，統治者的其他子嗣、兄弟、乃至侄兒也有權力獲得較小的一份。統治者“嫡庶不分”、“長幼不分”、“廢長立幼”、“以私愛分國立之”等破壞嫡長子繼承慣例、不讓嫡長子吃最大一塊蛋糕的做法當然不對，但嫡長子登基之後，一家吃幹抹淨，不給親族相應的權力財富領地，也觸犯了這種政治正確。對於大部分現代中國人來說，專製皇權代表著大一統政權，在皇權和宗室發生衝突的時候，通常會本能的站在皇權一邊，認為“削藩”是正確的，代表著曆史發展的方向。但古代中國人很多時候並不是這麼想的。他們覺得天子吃大頭的同時，天子的兄弟們也有權力分到一小塊。
比如秦滅六國之後，廢除分封製度，諸子不但沒有得到封國和各種特權，反而在秦二世登基後被集體屠殺，後世都認為這種行為是秦帝國二世即亡的重要原因；漢文帝登基後，為了加強專製皇權，將其對皇權造成威脅的弟弟淮南王劉長囚禁，當時便有民謠《民為淮南厲王歌》:“一尺布，尚可縫。一鬥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可見在當時的民間的同情心是在淮南王一邊，而非代表著專製皇權的漢景帝。身為天子的李弘也麵對著同樣的問題，他登基之後當然有權力獲得天子的權力，但身為兄長，他也必須分給兄弟相應的好處，否則就會被視為“不友”，進而被視為一個道德上的缺陷，乃至沒有資格統治帝國。
而王文佐的建議完美的解決了這個問題——首先主持弘文館雖然清要，但比起主持改革漕運來就算不得什麼了，沒人能用這個來攻擊天子苛待自己的兄弟；而有王文佐盯著，李弘也用不著擔心李賢會把漕運搞砸了，更不用擔心李賢能夠通過漕運獲得自己的權力班底和聲望，以至於威脅到自己，可謂是一舉兩得。
飛快的在幾案上寫下要讓中書舍人草詔的事情，李弘長長的出了一口氣，笑道：“漕運的事情三郎遣人查看也有些時日了，打算何時開工？”
“自然是要等麥收之後，那時民力才有餘裕！”
“嗯！”李弘點了點頭，王文佐的回答在他的意料之中，在古代像這種大規模基建肯定隻能在農閑季節才能開展，否則如果誤了農時，莊稼欠收那可就得不償失了。
“這樣也好！前兩日裴公上書說要在驪山附近新建一座離宮！”李弘笑道：“就等秋後開工，寡人本來打算允了，不過漕運事大，就下旨暫停兩都宮室興建，好留出足夠的民力來處理漕運之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