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秋雨：
我們之前一直避開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話題，那就是西方文明的傳入。梁啟超把這件事情說成是中國曆史進入第三階段的分水嶺。哪三個階段？記得我以前提過，即中國之中國、亞洲之中國、世界之中國。西方文明的傳入，使中國變為世界之中國。
其實從元、明、清一直到近代，中國遇到的重**煩和重大進步，都和西方文明有關，直到今天也還是這樣。
對中華文明來說，在唐代以後，最值得記憶的遠方目光，來自兩個著名的西方人。一是十三世紀的馬可·波羅；二是十七世紀的利瑪竇。
可以想象，他們對中國非常好奇。這種好奇，也引發了我對他們的好奇。我一次次去威尼斯，就是為了尋找馬可·波羅的遺跡。我甚至還趕到了葡萄牙的科英布拉，去訪問利瑪竇的一所母校，遺憾的是，那所學校的校長已經弄不清楚這位重要的校友了。
我很想說說馬可·波羅，因為正是這個人對中國的記述，刺激了不少歐洲冒險家，促成了他們的地理大發現，改變了世界曆史。
說到馬可·波羅，我想大家一定都知道，直到今天，中外學術界還有一些人懷疑這個人是否真的來過中國。他們認為，他的“遊記”隻是記錄了哪個阿拉伯商人口中的隨口閑聊，或者隻是抄寫了一些當時流傳的旅行資料。他們指出了馬可·波羅敘述中一些不應該有的破綻。當然，這類觀點也遭到了很有力的反駁。有趣的是，兩方麵的觀點爭論起來都很動感情，與其他學術爭論很不一樣。在座各位可能也看過這方麵的書，哪一位知道懷疑派的論點？
費晟：
我個人非常懷疑馬可·波羅中國之行的真實性，因為在中國浩如煙海的史料中並沒有找到關於他的任何記載，甚至馬可·波羅在遊記中曾說自己在揚州當過一個不小的官，在中國十分齊備的官場史料中也毫無痕跡。所以有學者提出質疑。
王牧笛：
但史料是有間接記載的，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楊誌玖先生在《永樂大典》找到一條公文，一二九一年波斯使者從泉州順海路回國，這和馬可·波羅遊記中他隨波斯使者回國是吻合的。當時來華傳教的外國人多如牛毛，中國史料都沒有記載，而不單單是馬可·波羅一人。
呂帆：
可是馬可·波羅忽略了很多不應該忽略的東西，比如長城、茶葉、印刷術，還有婦女裹足這樣特別的習俗。如果連這些外人一看就印象極深的內容都沒有記載，我們很難說他到底是不是來過中國。
王安安：
但他的真實性同樣是很驚人的，沒有親臨過現場肯定寫不出來。比如王著刺殺阿合馬事件，他寫得比當時的文告還詳細，對江蘇鎮江基督禮拜堂的準確記載，也不可能是聽來的。同時，他書中提供的數據的精確度也是驚人的，比如杭州有十二種行業，一萬兩千商戶，又說當時西湖周圍達到了三十英裏。
劉璿：
如果親臨了大事件的話，就不應該記錯。但他記載的炮攻襄陽事件和他實際上到那個地方的時間是錯亂的。
叢治辰：
記載完全可能出錯，因為馬可·波羅是口述，而由他人記錄。我的個人觀點就是疑他不如信他。
餘秋雨：
對於馬可·波羅到底有沒有來過中國的問題，我倒是認認真真地研究過。研究的結果是：中外的懷疑派首先是把他的身份看錯了。
大家看到有這麼一本有名的《馬可·波羅行紀》，就先入為主，把他看成了古希臘的希羅多德，中國的徐霞客。其實，馬可·波羅並不是一個學者，他壓根兒沒有承擔過考察、記述、寫作的任務。而他在旅行過程中也不存在任何學術計劃。最後由別人記錄了他的談話，是一個偶然事件。他就像我們常見的那些走過很多路的采購員、出差者，一路上且走且看，到什麼地方空閑了遇到什麼人便暢談一番，其中少不了漏記、錯記，更少不了誇張、吹噓的成分。他很可愛，可愛的人說話容易缺少科學性。
我相信他來過中國。因為他所說的很多事件，當時都還沒有文告公布，尤其像鎮江禮拜堂所發生事情的資料，連中國學者也不可能知道，除非是親曆。我想，大家隻要仔細讀讀他的書就可感受到他那愉快、真誠、驚喜的目光。字裏行間，沒有故意作假的印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