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科考的題量相當大，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答一張卷子就能獲取功名。以進士考為例，需要“試詩、賦、論各一首，策五道，帖《論語》十帖，對《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這其中以詩、賦、論三項為最重。所謂“帖”，全稱為“帖經”，即默寫經典中的段落；所謂“墨義”，即筆答經義，規定為十條。
默寫經書為什麼叫“帖”呢，因為這類考試是將經典原文的前、後句子裁去，隻露出中間的某一兩句或某一兩行，讓舉子們把前、後補齊。除“帖經”、“墨義”外，還有回答“時務策”三條。這三項在進士試中屬於捎帶腳兒的，不很重要，而在明經科則很重要，幾乎是該科考試的全部，要不然為啥進士曆來看不起明經及第的呢，就因為考明經大多靠死記硬背，不像考進士那樣可以文采飛揚。因為考題量大，不論是鄉試還是會試，舉子們都要在考場裏呆上三四天，才能把所有內容答完。
宋朝完善了此前的很多弊端，也確立了最佳的考試內容。相較於唐朝，宋朝科舉有很多新變革。
這方麵最該肯定的，其一是糊名製度的確立，就是把考生所填寫的姓名、籍貫等一切可能作弊的資料信息全部密封，使主考官和閱卷官無法得知每張卷子是誰的。宋朝初年，請托、投獻風氣依舊，直到真宗時，才采用了糊名製度。
當時很多人對糊名持反對態度，如範仲淹、蘇頌等，都曾提到糊名過於冒險：平時聲名狼藉，考試成績上佳，你錄取他不錄取他？
隨著時間的推移，證明糊名是最合理最公允最無話可說的一種手段。蘇軾參加禮部會試那年，主考官是歐陽修。
當時歐陽修最看好的是曾鞏，拿到蘇軾考卷一看，眉飛色舞，認定必是曾鞏的答卷，定為狀頭。等到拆開糊名一看，原來是蘇軾。不論歐陽修是出於公還是出於私，總之他當主考時，想給得意門生打高分兒也很難做到了。
其二是考試時間的最終確立。唐朝每年一考，國家動用的財力、物力、人力可想而知。宋朝自英宗時期的治平二年(1065)，定為三年一大比。這個時間直到宣統間最後一次科舉，沒有任何改變。小說中提到的“大比之年”，就是指這一年有禮部會試，要出狀元了。
其三是文風的轉變。嘉祐二年，歐陽修知貢舉。他一向厭惡無病呻吟的程式化文章，當他取得了絕對話語權時，將延續了百年的程文考卷全部黜落，所取文章，都是言之有物論之成理的“古文”，所以蘇軾、蘇轍就占了大便宜，因為這兩兄弟最善於議論古今成敗之理。人稱歐陽修是宋朝古文運動的“旗手”，就是從這時確立的。
其四是考試內容和科目的轉變。宋朝前期的拿手絕活兒還是詩、賦、論，前兩項更是絕活兒中的絕活兒，那是要按照韻書去寫的，一旦出韻，再好的文章也是零分。考試內容的改變是王安石變法的後果之一。他給神宗上書說：“古之取士俱本於學，請興建學校以複古。其明經、諸科欲行廢黜，取明經人數增進士額。”意思是不要設那麼多科，什麼明經、明法，統統取消，隻留進士一科。還有，今後的考試隻考經義，不必再考詩、賦。理由是：一個人從小寫詩作賦，熟知音韻，對聖人之言卻知之甚少，一旦當了官兒，怎麼可能懂得治國理民？由此開始，後世科舉不再考詩、賦而專考經義。
讀古書時，經常能見到“進士甲科”、“進士乙科”之類的詞語，總有種似懂非懂的感覺。唐朝的科舉，最初並沒有甲、乙科的區別，從高祖李淵到唐明皇前期，所有進士都稱為“乙科”。唐明皇為彰顯文德，下了道詔旨說：“近世沒有甲科，從朕開始，就要打開甲科大門，讓最優秀的人才成為天下人的表率。”終唐一代，“甲科”成為進士科中前三名的代稱。
宋朝發生了很大變化，前期的進士考試，甲科、乙科還都是指進士而言，且甲科一定是優於乙科的。如名臣張詠，本傳就明確記載他是太宗太平興國五年(980)“進士乙科”。歐陽修的兒子歐陽棐、大文豪蘇軾中的都是乙科。直到北宋後期，甲、乙科還都是進士分檔的概念，即甲科為一檔，乙科為二檔，甚至出現了第三檔。
到了南宋，明確規定進士考試共分五甲。如理宗寶祐四年(1256)，文天祥榜共錄取了六百零一人，其中一甲二十一人，二甲四十人，謝枋得為二甲第一，其餘為三甲、四甲、五甲。《宋史·謝枋得傳》則說他寶祐中參加進士考試，“意擢高第矣，及奏名，中乙科。除撫州司戶參軍，即棄去”。意思是謝氏本想登一甲高第，結果僅僅“中乙科”，內心不服，幹脆不要了。這兩個材料相互對照可以看出，南宋的“二甲”和“乙科”是等同的概念，所以說南宋以後已經沒有官方的“乙科”，隻是民間還把二檔進士叫做“乙科”而已。
到了明、清，又出現甲、乙科之稱，就比較容易區別了：凡經過殿試的正規進士都叫甲科，未經殿試的舉人都叫乙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