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昺十分清楚並不是每個人都適於做領導的，而曆代皇帝中，事業成功者，也就是說較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職責的隻占一小部分，由於大部分皇帝是在這個職位上“混”過一生的，因為他們的才能、精力、學識不足以統治如此複雜而遼闊的帝國。像自己這種搞技術出身的理科生，他覺的頂替周翔去做禦前軍器監的主事才是恰如其分，最能發揮自己的才能，頂天兒當個主管技術的工部侍郎也就心滿意足了。
不過天意弄人，天降大任偏偏讓他做了皇帝，不過當前的形勢又不能讓趙昺像明朝的天啟皇帝一樣做個好木匠，反要絞盡腦汁維持這個爛攤子。而他也知道正是因為皇帝這個群體的整體生命質量較差，生存壓力巨大，出現人格異常、心理變態甚至精神分裂的幾率較常人要高許多。翻開二十四史的本紀部分，那些皇帝的所為一開始使趙昺驚愕、惡心，後來使他麻木、他們發瘋變態行為實在是書不勝書。
在有近四分之一的帝王傳記中，記錄有人格異常、心理變態甚至精神分裂的表現，與明代萬曆皇帝的二十年不上朝，洪武皇帝的濫殺功臣，嘉靖皇帝的偏執，天啟皇帝的沉溺於木匠活兒等等這些皇帝變態行為相比，都算不上駭人聽聞了。而趙昺覺的自己吃飯吧嗒嘴，練武喜歡偷個懶兒，沒事兒愛偷著出去溜達溜達看看古代的鄉土風情，再就是坐沒坐相、站沒站相這些常被訓斥為失禮的事兒根本可以忽略不計，卻被那些人抓住不放，煩不勝煩。
因此趙昺覺的做中國的皇帝，說容易，任何昏庸白癡都可以憑血統登上帝位；要說難，則傳統文化中對帝王的要求至難至險，期望值高的沒有邊兒了。對於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之類精力過人、意誌超群的超級皇帝來說，權力都令他們不堪重負，更何況那些遠不如他們堅強的後代。而那些精明巧詐的定製之君恐怕也沒沒有想到，他們製定的帝王標準，給自己那些平庸的後代帶來多少痛苦和折磨，此刻也把無辜的他給囊括進去了。
在傳統中國人們往往把物質享受作為衡量幸福的唯一標準，把無條件地順從、寵愛、諂媚作為對待皇子的不變態度。一生下來，皇子們就處於太監奴仆的包圍之下，眾星捧月之中，在這種特殊環境下成長起來的皇位繼承人很容易出現種種心理和性格問題，最常見的是意誌軟弱、自製力差。每有所需就立即要求滿足，缺乏等待延後滿足的能力。這極容易導致皇子人格的不成熟。
與此同時，由於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國家對皇子們的期望值很高，要求很嚴。一出自己的後宮，即處於種種森嚴的規矩包圍之下。這就很容易造成皇子們的人格分裂，形成種種心理隱患。許多天賦不凡的孩子，都被這種特殊的成長環境所毀壞，比如那個因為“日表英奇、天姿粹美”而二歲時就被康熙立為太子的胤礽，他本來是一個聰明、伶俐的孩子，智力超群，儀表不凡。
可是，由於長期處於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使他的性格嚴重畸形，在皇帝麵前，他表現得舉止大方，處事有法。皇帝一轉身，他就露出完全不同的另一副麵孔：他賦性奢侈，大手大腳，索求無度；他驕橫暴虐，為所欲為，甚至任意毆打郡王、貝勒、公爵；他膽大包天又缺乏自製力，竟然派人攔截外藩進貢的使臣，奪取進貢給皇帝的馬匹，終於使康熙忍無可忍，不得不將其廢掉。
一方麵是不成熟的人格，另一方麵是挑戰性極強的政治重任。兩者相遇，必然是一場悲劇。權力這副鎧甲本來是為了保障皇帝們的享受，可是在大多數時候，皇帝們使出全力，也擔負不住這具厚厚的鎧甲，他們的生存因此就變成了權力重壓下的掙紮，顯得十分可憐。
在閱讀中國曆史的時候，一個令人不解的現象是為什麼沉溺於酒色的皇帝那麼多。人生的樂趣那麼多，特別是皇帝富有四海，可以做的事那麼多，可以經曆的人生那麼豐富，為什麼那麼多皇帝都像乍富的大款一樣不開眼，一門心思賴在酒桌和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