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昺原本指望應節嚴為保住帝師的位置會提出反對意見，卻沒想到其稱陛下以衝齡即位柄政，感於身負幼主教育之重則大任，早就想上疏請開經筵。這意思很明白了，就是其十分同意，而他們兩位都同意了，誰還反對，便一致同意待回朝後呈請太後懿旨開經筵。
本來想著下雨天，又沒有什麼事情，趙昺想請眾人吃個便飯，拉近些感情。可一聽這事兒興趣全無，氣哄哄的甩手走了，弄的大家摸不著頭腦，無端的小皇帝生的是哪門子氣。他卻是知道行朝瓊州入駐行宮後，出入宮禁並非像從前那樣方便，經筵日講幾乎成為這些儒臣們接近自己，施加影響的唯一機會。
趙昺知道儒臣們特別重視經筵，除了混個臉熟，還認為經筵製度的最終目的是革君心、正君心，涵養德行的重要措施；再有經筵製度還是一種政治製度，和曆代諫官製度、宰相製度、封駁製度、史官製度一樣，是對皇權的製約，強調道統高於政統，利用天道製約皇權的無限膨脹；另外經筵製度也是一種傳統的禮儀製度，但其背後有著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而這根源就是理學，他們可以說是宋朝的製度休戚以共，共生共榮的。
這幾天趙昺下功夫從各方麵了解和學習了宋朝的政治製度，又以自己前世所學進行了分析。發現宋朝的這些士大夫們不僅出奸佞，也出人才，他們下了一盤好大的棋。他們為了能讓儒家理論能始終占據統治地位，還通過各種手段對統治者或是未來的統治者施加影響，變相的對其進行‘洗腦’，來維係以儒治天下政治製度。
作為一個理科生，趙昺前世對儒的理解除了課本中對孔子的簡介，及焚書坑儒和幾篇文言文外，知之甚少。當然也談不上偏見和討厭，那個時代宣傳的更多的是依法治國，法律麵前人人平等，也就無法評論其治國理論對國家與百姓有益，還是有害。
到了大宋朝後，趙昺發現雖然儒、道、佛並立，且也不排斥其它外部宗教，但占據主導地位的還是儒，除了對治國的思想外，還對人的日常生活施加著無處不在的影響，甚至對皇權也進行限製。他知道導致宋朝形成儒家獨大的局麵是太祖趙匡胤造成的，不過他卻對此表示理解，其如此選擇雖出於無奈，可也算是明智的。
曆史上自先秦以降，經過千年無數次的屠殺和清洗，權力已經逐漸集中到君主帝王手中，使得他們成為超越法律限製的人。趙昺想當年的趙匡胤當上皇帝後肯定也意識到權力是一柄雙刃劍，區別就在於怎麼去使用。如果君主帝王英明仁愛，整個國家就會跟著享福；如果他們昏庸殘暴，整個社會就會一起遭殃。
怎樣在製度上對君主帝王進行製約，以免他們在錯誤的道路上走得更遠呢？各個朝代有其不同的做法，趙匡胤的做法是，讓文臣參與議政，指點帝王的得失。但是，如果該帝王胸懷不夠寬大，聽不得批評，一怒之下要了文臣的小命，之後就沒有人敢再批評帝王了。於是趙匡胤做出規定，不殺諫官及士大夫。聰明的士大夫們便利用這個‘漏洞’將儒家思想融入了宋朝的治國綱領中。
自太祖和太宗兩位開國之君後，從北宋到南宋的十幾位皇帝都沒有什麼大的作為，這個現象十分詭異，按照概率學說，大宋皇家這麼多子孫怎麼也應該出現一位又為的君主，結果卻是沒有，平庸之輩卻是滿地走。這不能不讓趙昺多想，他覺的應該以他們所處的環境和受到的教育有關，而這些君主們毫無例外的都是自幼年便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洗禮，問題就可能出在這裏。
從表麵上看宋朝君主跟其他王朝一樣，居於權力金字塔的頂端，擁有至尊的地位和最高的世俗權威。但按照宋人的政治理念，君主的“最高權威”應當是象征性的，而不是表現為實體性的執政權。這一點，跟後來標榜“乾綱獨斷”的明清政體很不一樣。理學家程頤解《周易》，提出：天子隻是天下的主權者，宰相才是天下的治理者。表明在他的理想中的君主隻是一個以德居位而任賢的象征性元首，所向往的其實是重建一種虛君製度，一切‘行道’之事都在賢士大夫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