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昺明明知道當前自己應該像前世的一位偉人一樣，在四麵楚歌的情況下應該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先將最主要的敵人幹掉。但是如今的狀況讓他十分尷尬，自己就像‘光頭’一樣頂著元首的帽子，那就成了國無二主，天無二日的形勢，即便不能前去征剿，也絕不會對其提供援助，否則就視同其為一國之主。
其實趙昺內心中視陳吊眼為平等的主權國家，聯合其抗元也未嚐不可，畢竟人家占據的地盤是被你自己弄丟的，而非從你手裏拿去的，人家能搶過去是其的本事。而你仍然腆著臉去跟人家說，那地盤本是我的，還是還給我吧！那你不是傻子也會被人當成瘋子。
當然最好的辦法還是招撫，讓其接受自己的敕封變成大宋的臣屬。不過趙昺覺得成功的可能性不大，除非其麵臨著巨大的危機時刻，迫不得已才會歸順朝廷，尋找一個安身之地。不過以其曾稱王鬧獨立的前科，能保全性命就不錯了，而想要在朝中謀個好差事幾乎不可能，因而存在憤而出走卻是有著極大的可能。
趙昺這麼想也是有根據的：一則陳吊眼對宋廷並無好感，也非大宋順民，其自十五歲起，便每年農閑均隨父遠出閩贛山區販鹽為生。十七歲時，其父因率眾抗糧，擊殺衙役而外出逃亡。從此他們兄妹二人隻能相依為命，在宋廷高租重稅的盤剝下過活；二則陳吊眼曾兩次率義勇勤王，但是最終都是被朝廷當做棄子，用完了也就扔了，連個說法也沒給，誰不有氣啊！
所以趙昺以為沒有信任的合作本身就十分薄弱，而又在人家鼎盛時期前去尋求合作，那麼自己隻能簽訂一份不平等條約，甚至像太祖似的將華山輸給了陳摶老祖，弄得國中多了塊飛地。想起來心裏就膈應，卻又無法反悔，到頭來成全人家的名聲，自己卻被當成笑柄。另外趙昺一直希望能在淪陷區建立根據地，一方麵可以牽製敵軍吸引他們的注意力；二者為日後的決戰打下基礎。按說陳吊眼有兵、有地盤，又有群眾基礎是個絕佳的選擇。
可天不遂人願，陳吊眼非要另起爐灶，讓自己瞅著塊肥肉吃不到，著急上火不說，還隻能生悶氣。而讓趙昺最為擔心的是一旦其在圍剿下接受了元廷的招安，那樣自己不但無法得到助力，反而會多一個敵人，不得不與其刀兵相見，且打起來以後自己不但會耗費巨大的物力人力，還會與閩地的佘族接下死仇，對以後的行動造成諸多的困難。
在趙昺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的時候，鄭虎臣提出以潛伏在陳吊眼軍中的探子，或是利用事務局的行動隊將其暗殺，這樣幹淨利索就將麻煩解決了。而趙昺覺得完全沒有必要，起碼現在沒有必要，因為他雖然不知道曆史上的陳吊眼是什麼結局，可他知道其根本難成氣候。
這當然不是趙昺的直覺，而是中國曆史上的農民起義自秦朝的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到清末的太平天國為止，爆發的起義隻怕難以計數，可鮮有成功的例子，能當上皇帝的概率極其低下。而農民無法成為領袖，是有其必然性的。古時農民長年在田間耕作，沒有文化，既無法意識到造成自身厄運的原因，也沒有能力提出恰當的政治綱領。生活經曆單一的農民更沒有相應的組織能力，來領導一支起義軍。
再有在我們的印象中，“農民起義”目的肯定是要為農民謀利益，要“均田免糧”的。但事實上，大多數人起事之初，所要謀求的都是個人富貴。陳勝、吳廣在大澤鄉動員戍卒造反時，說了一句“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說明他們鼓動驛卒造反的承諾並非分田地，而是功名富貴。戍卒們非但沒有反抗地主階級的意思，反而願意追隨陳勝、吳廣打出的“公子扶蘇、項燕”的旗號。
唐朝晚期的黃巢、王仙芝都是大鹽商，因走私販鹽而暴富。他們造反顯然不是為生活所迫，也沒有幫農民反抗地主的意思。王仙芝、黃巢在造反途中曾多次向唐朝政府請降，黃巢曾上書請求封他為廣州節度使，但唐廷隻同意給他一個四品小官，結果當然是沒能談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