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昺對孫吳的長江防線進行了番研究，是因為其對自己麵臨的形勢相似，但千年之後滄海桑田，形勢變遷，他知道這些隻能參考，卻不能生搬硬套。而自己的身邊人卻有很多人都是本朝長江防線失守的親曆者，他也與他們做過深入的討論和分析，希望能從中得到些有用的東西。
但是得到的結果是形形色色，各不相同，文臣歸咎於武將不肯用命，臨陣叛降；武將則賴文官隻知內鬥，事事擎肘，貪生怕死。還有人以為權臣操弄權柄，排出異己，打壓良臣猛將，自毀長城；也有人說朝廷貪汙腐化成風，文臣武將隻知不擇手段往自己兜裏撈錢，導致民怨沸騰，官不思報國，將不願效力疆場。
當然趙昺還知道他們有些話沒說，不過潛台詞卻是皇帝昏庸，任用奸佞，揮霍無度浪費國孥，以致名不聊生，可這些他們不敢明說，自己也隻能當做聽不懂。反正結果就是誰也沒責任，自己是最冤枉的一個，可他清楚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有錢了’，使得宋朝自上而下都不願意破壞這種好日子，寧願偏安於江南，複國之心已然淡了。那麼誰提北伐誰倒黴，誰想複國誰下台，這卻可稱得上符合上上下下的民意了。
不過趙昺從眾人的口中感覺南宋在江淮一帶的防禦，淮河、運河和長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淮河是第一道防線，淮河下遊支流彙入淮河的河口多是防禦的重點，尤其是黃河入淮的山陽、淮陰一帶，奪取河口，便可以沿運河至揚州渡江。所以宋代淮東防禦的重點就是沿運河至淮河一線布防。尤其是是滁州、真州，這是淮西和淮東過渡連接的地方，向南正對南京；也是北方軍隊從淮西或淮東方向渡過淮河以後有可能分兵攻奪的地區。
而長江被宋廷一直所看重，不僅是最後一條防線而需要宋軍孤注一擲，同時，宋朝也認識到自己在長江上具有一定的優勢，往往具有扭轉戰局的可能。首先能夠利用長江，南京上遊的駐軍可以迅速集結援防，沿運河從容南撤，重新在鎮江以北布防；另外沿江南的運河，江南的軍隊可以集結在鎮江、泰州；甚至江蘇、浙江的軍隊可以沿海路進入長江。
所以長江和運河河道的便捷，使宋軍能夠迅速調動江南甚至在江漢平原更大腹地內的軍事力量；當然就近富庶的鄱陽湖平原、贛江流域和長江下遊三角洲平原的物資，則能很便利的集結以保障軍需；再有就是宋軍水軍的優勢，在湖澤和運河地區，北方的優勢騎兵多無法施展，雖然北軍從淮東南下，並有渡江計劃的話，最初預備的船隻不會很多，更多的船隻需要在到達長江北岸後加緊製造，倉促之際北軍的水師相對不會占優勢。
另一個方麵就是趙昺問過的行朝中無論是朝中重臣，高級武將，還有那些在野名士，都對‘守江必守淮’格外推崇，認為要想保住江南必須要奪取江淮，且要確保荊襄之地。對此他也做了些功課，覺得不無道理。荊襄地區和兩淮地區，因地理上的便利，具有能夠互相援防的優越條件，這一點，增強了南宋在淮河和長江之間東西的寬闊地帶有力阻擊北兵信心和優勢。
當然這一條件的實現的前提是，荊襄方麵的襄樊的防守必須是穩固的。因為隻有這樣，原來作為荊襄後援基地的武昌、鄂州地區的軍隊，包括鄂東北黃、蘄、舒方向的軍隊，分別從長江和長江北岸的平曠地帶分兵向東增援兩淮和長江的戰事，嶽飛部下的部隊就曾沿大別山南向東增援過淮西。
而且荊襄和兩淮之間本身也安置了在兩地之間就近增援的軍隊，這就是駐守在江州、池州的部隊，他們的任務一是防止北方軍隊從大別山以北的光州地區，穿過大別山的間道，偷襲南下從鄂州和江州之間渡江，金軍在南宋初幹過這樣的事；另一個任務就是作為機動部隊，見機增援淮西；平時則作為穩固長江防線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