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藏富於民，眾人的語調卻沉重起來。宋朝依唐代實行兩稅法征稅，趙昺在開發瓊州時推廣按人口授田，無論男女皆給予土地，然後按照田畝的多寡收取稅賦，實際上是將過去的丁稅和田稅合二為一了，而夏稅是以征收貨幣為主，秋稅則是以實物為主。為了防止大規模的土地兼並及官員利用身份避稅，采用官民一體納稅的製度，也就是說取消了官員的特權，擴大了稅收的範圍。
江南地區早在南渡之前，土地兼並就已經極為嚴重，農民失地現象十分普遍，有人稱土地兼並可以促進人口流動，轉而將失地人口轉移到其它行業上，進而促進了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但是趙昺卻不敢完全苟同，土地兼並從表麵上看確實沒有影響到國家的稅收，可卻轉嫁到了失地後淪為佃農的身上，使他們更加困苦。即便轉而進入其它行業，也往往多是最底層的雇工，並不利於國家基層的穩定。
另一方麵，官僚們是可以減免稅賦的，他們利用自己的身份大肆兼並土地後，卻不用納稅，實際上國家的稅賦是減少的。而一些不法地主便鑽這個空子，將自己的土地掛在官僚名下，隻需向他們繳納少許的費用，便也不必向國家交稅，但是佃農們卻仍依然要按照國家規定的稅賦向地主繳納，從而使得貧者愈貧，富者愈富，而國家稅賦日益減少。
在收複淪陷後，土地兼並又達到了一個高潮，元廷向功臣、寺廟及道觀賜田、王公貴族大肆強占農民土地。不過這倒為趙昺推行‘瓊州經驗’打下了基礎，他下令無償沒收了那些蒙古人和不法豪紳及廟觀的土地，使之江南土地十之八九落入朝廷手中，如此一來土地的重新分配權就掌握在趙昺的手裏。
對於土地如何分配，趙昺采用的是以縣為單位，打破故去鄉、裏的限製統一調配。而對於符合分地的人口則采用就地編戶落籍的方式，也就是說盡管你祖籍是湖北，但人在湖南，對不起你隻能在湖南參與分地，而不能在原籍再分一份兒。對於已有土地的自耕農則采用多不退，少了給補的政策，以保證他們的利益。
對於地少人多的縣份則采用遷籍的方式向地廣人稀的縣份前移，以使土地得到充分的開發和利用。每十年會對土地和人口重新進行核定和增減，以此來限製土地的兼並，保證耕者有其田，也使獲得穩定的財賦收入。這項政策在瓊州試行一來，效果還不錯，為反攻江南積存了大量的糧食。而對土地的買賣也做了相關規定，出賣後則對賣方打入另冊，終生不得再授田。
此外，各縣還保留了總量在四分之一左右的官田，一者用作為職方田，但收入是用來賑濟窮苦和支付漏澤院、安濟坊、施藥院等福利機構的開支；二者以備賞賜功臣和土地調整的備用地。而官府要征用私人土地要給予相應的補償，並重新分配土地。
如此一來，趙昺順理成章的建立起了基層領導機構，把控製力伸向了最基層。去年在完成土地和人口的統計後，土地業已分配完畢，今年的夏稅征收也已經開征收大半。但是看幾個人的臉色，他就知道情況並不樂觀。一問之下，果不其然，夏稅雖能足額收取，商稅卻比往年下降了四成以上，也就是說吃喝“”夠了，可零花錢不多，有個大病小災的就得借錢了……
“陛下，受戰亂波及，今年靠港的外藩商船銳減，不及往年的四成。這導致諸多窯廠和絲織坊生產出的物品滯銷，以致商稅和關稅皆大幅減少，此外采摘的茶葉銷量也是銳減，價格持續走低，隻有酒稅和鹽稅有所增加，雜稅基本持平。若是下半年仍然不能好轉，今年必然虧空。”陸秀夫輕歎口氣道。
“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外藩商船的減少，生產的商品外銷受阻，隻能內銷，但市場根本無法消化掉這麼多的東西，價格自然走低和引起滯銷。時間一長，手工業也必然受到影響，波及到各行業。”趙昺點點頭道。他知道大宋的稅賦隻要來自商稅，而關稅又占大頭，生產的東西無法外銷，又哪裏來的稅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