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了徐宗仁，趙昺陷入了沉思。此前他一直以為在自己多次的整頓後，官吏隊伍已經趨於穩定，並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方式。正所謂可以共患難，不能共富貴。今日一席長談，他發現自己過於樂觀了，形勢的變化已經讓人心浮動，不僅是個人想從勝利中得到好處，且開始從各自的階級利益角度考慮，欲在其中分得最大一塊蛋糕。
趙昺卻清楚雖然己方暫時取得了勝利，但革命遠未成功，且仍處於十分危險的境地，蒙元絕不會坐視其身旁出現一個強有力的新生政權，不管和議能否達成，兩國之間的戰爭也依然會持續。而一個穩定的政權是保證勝利的基礎，那作為國家管理者的官吏隊伍就首先要保證穩定和高效、務實。
官與吏在職能上的區別就在於官主政令、吏主事務。也就是說，官員主要是負責管理本部門或本地區的行政事務，側重於宏觀管理與控製，並有一定的決策權力，從而呈現出指導、管理、監督、協調等職能。而吏胥作為政令執行者和直接的管理者。
趙昺明白胥吏在曆朝曆代的政權中都是不可或缺的，當然也清楚他們留給世人的狡詐、貪婪形象。不過他以為從事實來看，胥吏的積極作用應大於這個群體的消極影響。宋代胥吏在各級官府中所發揮的作用之大，不僅超過了隋唐，亦為明清胥吏所不及。他們雖然卑賤如奴仆，卻往往能夠代官理政，越權行事，逐步成為官府中的實權派。以致士大夫驚呼：近時吏強官弱，官不足以製吏。甚至將官府曹司形容為公人世界。
如果要解決官吏相侵的問題，趙昺知道並非一紙詔令可以解決的。而是要從宏觀角度去看，卻不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當然形成這種局麵的原因是多方麵的，其中最根本的一點，即是官僚士大夫在處理政務過程中對胥吏的依賴程度不斷增強。官員越倚重於胥吏，則胥吏在國家政治中所發揮的作用就越加突出。
之所以會出現官員依重於胥吏，原因是多方麵的，既涉及到國家對官與吏管理模式的不同，亦關乎官僚士大夫對政事的態度，也就是說，士大夫專心學術而無心細務；胥吏則專於俗事而詳知法典。胥吏長期在官府內從事諸如抄寫、謄錄之類的具體事務，年深日久，對本部門內的各項法令自然詳熟。而官在不然，他們讀的是聖賢書，對於實務可謂是一竅不通，不得不依靠胥吏來代為行事。
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宋代官製與吏製各自具有相對獨立的體係，官有流品吏有資級，如果想由吏入官，按照吏胥升遷製度的規定則十分困難。仁宗時改為文官三年一遷，武官五年一遷。導致無有賢否，由出身而關升，由關升而改官知縣，由改官知縣而為四轄六院，由四轄六院而為察官，由察官而為卿監侍從執政，資課者。
這種轉遷製度所帶來的負麵影響是削弱了擇賢而任的作用，使得賢愚不分，升官要靠論資排輩，而官職的變動往往是與待遇相勾連的。吏員由於升職困難，提高待遇無望，而按規定吏員的薪俸很低，甚至地方上有的吏員純屬義務勞動。沒有工資，拿什麼養家，胥吏們自然工作消極，不得不靠敲詐勒索、貪汙公帑過活。
如此看來整套官吏體係就是在逼人作惡。也許有人不明白，一國政府為什麼要逼人作惡？其實說到底趙昺覺得根子還在皇帝身上。要知道皇帝最怕的是有人搶了他的權力，可天下太大，一個人怎麼也玩不過來，隻能把權力轉移到法規、製度之上，並且一環套一環地互相牽製。
結果就是天子的權力沒有交給大臣們，也就是“官”，而是交給了執行法規、製度的胥吏身上。胥吏就是帝國的“治民事”的規章、製度的執行者或者說人格化表現，他們的得勢，在於皇帝對於地方治權的全麵收奪，“治民心”的官們也是皇帝防備的對象。千百年來也有人想解決這個問題，但是直至現代仍然沒有能夠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