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昺雖然在心中不斷的為自己的優柔寡斷而氣惱，意欲為皇後開脫，但他也知道罷黜皇後的成本太高。這不僅僅是因為重新立後需要消耗巨額的金錢，當然實際上以當前的財政狀況他也實在沒有能力和精力再重來一次；另外政治成本也不小，這將有損自己的聲望不說，且會讓力主立吳曦為後的臣僚們惶恐不安，他們一定會極力阻止，從而引發新的危機。因為在士大夫階層看來，這件事不僅僅是廢後那麼簡單，而是要打破他們為皇帝設立的柵籬。
雖然對於儒家的理論趙昺多有反感，也不喜其中的條條框框，但是十年來師傅們的耳提麵命，以及每年數個月的經筵灌輸，即使他本能的抵觸，洗腦似的教育也讓他不得不被動的接受。可他終歸不是那個真正的趙昺，卻是有著現代思想和成人思維的‘新人’，可以獨立的思考，以自己的思想來分析和判斷優劣，且加以利用。
隨著對這個時代的了解，趙昺也開始利用學到的東西重新解讀這個世界，並從中尋求破綻，找出一條適合自己發展的道路。他有時會想，若是自己的幾位師傅和那些開講的名儒發現自己存著這種心思來聽他們叨叨，會不會被氣死，而這也是趙昺突然轉了性子開始主動學習經史的原因，畢竟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
趙昺仔細考究過宋朝曆代君主所受到的種種約束，其完備性可謂為曆代所不及，其中既有其他王朝共有的，也有其他王朝所無的。兩宋三百餘年，從未誕生過一個獨裁的君主，倒是著名的權相出現了一大串，能列出一個長名單：丁謂、王安石、蔡京、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等等。
從中可以發現宋代沒有很好地解決權相專政的問題，但君權則是受到了有效限製。而趙昺通過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發現自己的列祖列宗之所以和自己一樣不能‘快意行事’，並非隻是懼於祖宗家法，而是士大夫階層通過一係列的措施和手段完成了對皇帝的圍堵，在權力的運用間築起了一道無形的柵籬，使得大宋的皇帝們難以獨斷朝綱，賞戮隨心。
首先對於皇權造成約束的東西在現代人看來是極為可笑的，那就是虛無的‘天’。在秦始皇建立帝製之後，皇帝是至高無上的，漢代時董仲舒提出“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的理論，在皇權之上設置了一個更高位階的“天道”，從而將絕對皇權改造成相對皇權。
趙昺實在無法想象古人對於“天”的敬畏感是如何的強烈，但在秦後各個王朝，天命、天道確實對人間的君權產生了約束。古代的君主們都堅信不疑的相信上天有一雙眼睛在盯著他，並通過災異向失德的統治者提出警告。當然君王們也成功的借助君權天授和上天之子的名義來加強自己的統治，強調自己的正統性，在這種心理下敢於挑戰‘天’的權威的人少有好下場的。
熙寧年間，王安石為說服宋神宗壓製異論，厲行新法，則放言“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其實就是蠱惑皇帝擺脫天、祖宗成法與輿論的三重束縛。這是一種很危險的做法，因為結果很可能導致皇權專製主義的生成。也因此，當宰相富弼聽聞王安石向神宗說“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的時候，就坐不住了，上書稱：
“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此必奸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爭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結果大家都看到了，王安石被貶嫡，神宗暫罷新法，這很大程度上也是出於對“天命”的敬畏，一場足以改變曆史的革新就此被虛無的上天所改變了。顯然君主敬天，所以不敢一意孤行，使天作為節製人間君權的神秘力量，在宋代政治運行過程中的作用顯然是不可忽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