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虎臣平日自覺不是個笨人，好歹年青的時候也中過進士的，而主管情報工作這麼多年也能從浩瀚的信息中捕捉到有用的情報，可今日自己卻如何也根本上小皇帝的思路，好像老年癡呆提前到來了一般，讓他直犯迷糊，實在是理解不了小皇帝布下的這個局的目的是什麼。
而他也想起一事，小皇帝擅於下象棋的事情經劉黻口傳，朝中可謂盡人皆知，而朝中陸秀夫和文天祥亦精於此道，在瓊州閑事便會向皇帝‘討教’，實際上誰都清楚他們是對屢敗於小皇帝不服氣。一次，鄭虎臣恰好聽到兩人議論，稱小皇帝行棋布局高超，簡直是神鬼莫測，其看似走了一步沒用的閑子，其實往往是決定勝負的關鍵。但勝負未分之時，誰也琢磨不透其用意，其謀略之深遠可見一般。
趙昺卻是信心滿滿侃侃而談。他的計劃是先故意散布謠言，讓連連受挫的伯顏驚疑不定，為了防止被己方輕易擊破城池。從戰術的角度上來講，城池是阻擋敵方進攻方及保護財富的有效手段，伯顏通過這一係列戰鬥已然察覺武器的進步讓戰爭的形勢發生了改變，當下長江防線已經不是阻擋自己南侵的天塹，而是防止南朝北伐的險阻。
通過修城的舉動，趙昺還是很佩服伯顏的，其很有戰略前瞻性。但是其在這個時候耗費大量的財富恢複諸多被拆毀的城池，其實並不合時宜。要知道修造一座城池非是間斷的堆砌而成，也非數日之功，是要消耗大量的人力和財力，這也是為何有的朝代因為修城而導致國家財政陷入危機。
趙昺之所以認為伯顏修城的行為不合時宜，當然不是突然腦洞大開，也非僅僅是錢的問題。從蒙古人的性格上來講，他們是遊牧民族出身，以前過著傳統的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在冬夏牧場之間往來遷移，並沒有固定的居所，王庭也不過是一個帳篷群，四處遷徙。
在進攻中原和江南時，蒙古人因為攻城吃夠了苦頭，且擔心反叛者據城造反，所以將大部分城池都夷為平地。而他們也不願意居住的在城中，很多人依然在城外聚居，不願受到拘束，即便修建了大都城，據說內廷中也搭建了巨型帳篷，大汗還是喜歡居於其中，且年年夏季前往和林避暑，享受遊牧的生活。所以說伯顏重新修築城池，本身就會招致守舊勢力的反對。
另外，從大汗真金到普通蒙古貴族都寄希望伯顏能夠再取江南，獲得豐厚的稅賦，解決財政危機。可結果卻是連連失利，將最後一支水軍也損失殆盡，迫使他們從戰略進攻的態勢轉為防守，自然會讓真金失望，更會讓那些蒙古貴族不滿，進而引發黨爭。
要知道當前元廷經過近兩年的爭鬥，真金才得以勉強穩住了汗位，形成以中書右丞安童、中書左丞李謙、尚書右丞伯顏、尚書左丞葉李及參知政事桑哥等人組成的執政班子，從中也可以看出漢化派占據了大半個朝堂，過去的理財派桑哥隻是個打醬油的，已經被邊緣化了。但鑒於蒙古的製度，以宗王為首的守舊派們的潛在實力仍然不容小覷。
真金聰明幹練，但是在趙昺看來其卻是被大儒們給教壞了，信奉儒家治國之道，成功的洗腦成一個‘漢人’。其為了顯示他的崇儒重道，在言行上盡量符合儒家道德規範。東宮的香殿建成，建築師請鑿石為池，如曲水流觴故事，真金不同意，他說古有肉林酒池，我怎麼能效法商紂王呢？每當與諸王近臣習射之暇，真金即與他們討論治國修身之道。
這使得真金與其父忽必烈對儒治的看法卻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忽必烈作為一名蒙古政治家，注重的是實用，他使用儒臣有限度，即在儒臣的主張符合其政策時才使用之，一旦儒臣對現行政策（例如理財）無用時，他會毫不猶豫地拋棄之。而真金自幼受到儒學教育，他相信要治理國家，非儒治不可，主張輕徭薄賦，藏富於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