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人在皇帝臉色漸漸平靜下來，但是無不心有餘悸。剛剛這些士人們的話可謂是大逆不道了，在世人眼中毫無疑問，宋室君主處於這個權力結構的最頂端，具有最尊崇的地位，同時也是權力之源，可按照儒家的治理思想，天子“君臨天下”，但應當“統而不治”，所謂“無為而治”、“垂衣裳而天下治”、“恭己正南麵而已”，說的都是這個意思。
君主隻是作為主權的象征、道德的楷模、禮儀的代表而存在，並不需要具體執政；國家的治理權由一個可以問責、更替的朝廷執掌，用宋人自己的話來說，叫做“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如此可謂是將皇帝的權力全部剝奪，當菩薩供起來了，而這正是皇帝所不能容忍的。
因此幾個伴駕的人都是噤若寒蟬，不敢多說一句，擔心再度引發小皇帝的怒火。但是他們想的還是有些偏差，對於權力趙昺當然是不願意撒手，尤其是不放心交給這些士人。而另一方麵，他前世畢竟是生活在現代民主社會，對共治並不排斥，問題是當下最多隻能說萌芽，卻沒有共治的基礎。
再有就是對士人遭此大變，並沒有反思他們在其中是失誤，反而將責任推給皇帝，以為正是沒有實施儒家的治世理念才導致亡國。依然強調士人昔日的功勞，懷念當年的‘美好’生活，絲毫未觸及事情的根本，不敢麵對自己的錯誤，隻是一味的推卸責任。
想想宋立國之初，選擇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其實也不無形勢所迫之意。當時趙匡胤玩了手‘黃袍加身’的戲碼，搶了柴家幼帝的天下，他也心知自己得位不正，根本無從與貪婪的文官和對權力虎視眈眈的武人官僚係統相對抗。為了鞏固皇位，於是其大肆打壓武將勢力，扶持處於弱勢的所謂“君君臣臣”的儒家文官，搞以文禦武製度。
真正的儒家治國之道本應是以仁義治天下，以德政撫萬民，德以柔中國、形以威四夷的內聖外王之法。而士大夫這個群體，應該說對於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存亡往往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對下應體恤萬民、通達民意，對上應為民請命、恪盡職守，換而言之，士大夫應為皇家與下層百姓的調和劑，幫助皇帝了解民意、順應民意，幫助百姓爭取利益，最終達到《禮運大同篇》中所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之政治理想。
然而趙昺以為這也為大宋屢遭劫難埋下了禍根，他們選擇了依附性最強的士大夫共治天下，其實也就選擇了自己的命運。在他看來“功名富貴”與“治國平天下”兩種價值定向在士大夫身上並非相餑，應該是可以共存的，畢竟人皆非聖賢，在心理的深層，仍潛伏著欲望的，可以被壓抑，卻不能被消滅，時不時的還會冒個泡的。
“治國平天下”是基於儒家內核文化而產生的道德規範，它要求社會成員理智地壓抑個人的欲望和本能，服從社會群體諧調發展的需要，以“仁”的理性去消融任何個性要求，將國家及君主的利益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經過長期曆史沉澱，它已成為一種民族的集體無意識，深深地紮根於整個文化教育之中。
趙昺以為錯就在雙方都沒有擺正自己的位置。宋之曆代君主禮遇士大夫，給以超過前代的優厚俸祿，最終形成一個隻追求集團利益的官僚政治體製，培養出一種缺少進取精神的士大夫人格，官僚士紳體係膨脹到了難以置信的地步。最後的結果，就是儒家發展成儒教，滿口仁義道德，一心男盜女娼。
而自儒家發展為儒教，等級尊卑秩序得到了空前的強化，士農工商，士的等級最高，與皇權共治天下，宋朝大臣文彥博曾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至此宋朝的士大夫徹底拋棄了為百姓立心立命的職責，與百姓站在了對立麵。
正所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除了讀書考取功名、入官為士之外，軍人、工匠、奴仆、娼妓之流自然皆是地位低賤。在此種嚴格的等級尊卑的秩序下，軍人、百姓過著毫無尊嚴的生活，民族內部出現了難以愈合的階級裂痕，等級壓迫讓漢民族不再是一個無堅不摧的整體，而是各個階級互相敵對、仇視的散沙化個體。
聖人也說過“君以國士待我，我當以國士報之！君以路人待我，我以路人報之！君以草芥待我，我當以仇寇報之”，當一種製度讓精英階層把普通民眾當作奴隸而沒有絲毫憐憫的時候，當一個朝廷從來沒把黎民百姓當人看待過的時候，結果便是‘國不知有民，民焉知有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