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昺對於未來如何處理敵占區的蒙古人十分頭疼，‘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思想普遍存在。隻是改編鄂州降兵不僅在朝中，就是在軍中也是引起了諸多的反對聲，不信任一直存在，便是當下參戰也是質疑聲不斷，擔心他們的反叛會將整個計劃破壞。好在當下護軍五旅打得十分頑強，這才壓下了質疑聲。
從本心來說，趙昺當然以為最好的敵人就是死人，隻有從肉體上消滅才是最放心的。但是他也懂得一味的屠殺並不能解決麵臨的問題，你將所有與蒙古有關的人員盡數屠戮，那又由誰來提供稅賦和從事生產；且屠殺雖然能夠起到震懾作用，讓敵人不戰而降。可同樣屠殺也會引起敵軍更為堅決的抵抗，死戰不降，這對於宋軍未必是什麼福音。
而另一方麵，大規模的殺俘同樣會讓引發朝中的反對聲。別看那些士人們一個個嚷嚷著殺盡韃虜，並對敵占區的同族百姓都充滿不信任，可要是真將這些降兵都宰了，他們一定會轉而將矛頭對準自己，什麼殺俘不祥、殘暴不仁、嗜血好殺……等等一連串的帽子都扣在自己的腦袋上。反正他最後是殺、是用皆是豬八戒照鏡子——裏外不是人。
趙昺明白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侵略者或是殖民者要能夠成功統治所謂的侵占之地，最為重要的就是統治者‘得人心’。當然這裏的所謂人心並非所有人的心，就是現代的西方政黨選舉也隻是最大程度上動員自己的支持者，能夠取得到中間力量的認可就是硬。
滿清能夠成功統製中國二百年是獲得了明朝舊官僚的支持，且獲得了士人和地主階層的認可；日本人能夠占據東北同樣是利用了滿清遺族的力量，獲得了他們的支持才得手的；至於現代強權國家的吃相稍微好看點兒，不再直接占領，而是通過扶植親近自己的勢力和政黨，建立傀儡政權，從而實現間接統治。
所以隻靠殺人隻能是特殊時期的策略，並非是實施長久統治的明智之舉。就趙昺而言，當初群臣對他繼承大統百般質疑，但也不敢動手殺人，便因大宋的國策即是‘與士大夫共治’，儒士已經成為國家的統治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並為社會其它各個階級所接受，並滲透到國家的每個角落。
而趙昺若隻是因為質疑自己繼位的合法性，且不斷從中作梗，他就要放手大殺以此來維護自己的地位，那麼他必將被士人階級拋棄。所以他盡管憋屈，卻不敢輕易撕破臉，隻能夠通過培植親近自己的士人勢力，來不斷削弱反對者的實力，並利用武臣集團來進行牽製，藉此獲得他們的支持。
當下趙昺麵臨著同樣的狀況，但不同的是一個是敵我矛盾，一個是內部矛盾。如何統治新收複地區，讓北地之人為己所用，他所能借鑒的經驗並不多。蒙元能成為一統中國的第一個少數民族政權，且他們得到了漢人軍閥的效忠，以漢人武裝為主力打下了大半個中國，顯然是成功的，起碼初期是成功的，可他覺得自己卻難以複製，因為其中有些東西是學不來的。
蒙古人從成吉思汗時代就非常留心拉攏各族炮灰，而在他們的意識中契丹人、女真人等都被視作漢人的，但態度算不上禮賢下士，而蒙古人那時候也並不知道啥是禮賢下士。趙昺認真的分析後以為他們成功說起來讓人覺得好笑，也不可思議，他以為正是蒙古人‘馬大哈’的算賬習慣才讓這些漢人軍閥死心塌地為其賣命。
耶律留哥是契丹人，乃是金朝北地邊將，後來不滿女真人的懷疑在遼東故地造反，拉起了十幾萬人的武裝，攻占了金朝東京遼陽。後歸附蒙古人，成了其在遼東攻略的好幫手，成吉思汗對他的優待就是把他的兒子薛闍弄到身邊當人質。耶律留哥去世時，成吉思汗還要耶律留哥的另一個兒子頂替才放薛闍走人。這種政策也被推行到投靠蒙古人的漢軍世侯哪裏，誰要是不派兒子到蒙元大汗那裏當人質，誰在大汗眼裏就是叛徒。
再者蒙古人對金元之際的漢人軍閥勢力采取了模糊對待的政策，完全不計較他們的過去。董俊是董文炳老爹，而董文炳被忽必烈叫做大哥、史秉直則是元朝唯一的漢人右丞相史天澤的父親、劉黑馬是漢人三萬戶之首，這些主動投靠蒙元漢人軍閥固然受到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