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嘯營’的發生預示著此支軍隊遭受了滅頂之災，而軍隊當炸營發生時，部隊為了避免災難，一般采取守勢，取消一切進攻性計劃。但也往往被認為是一種特殊的靈異事件，是不祥的預兆。因此在得知盱眙城發生嘯營導致失守，泗州也被事件殃及，為宋軍趁機攻占，殿上的眾人腦子中都有種大難臨頭的感覺，泗州城的失守也讓真金群臣大驚失色。
泗州的失守之所以讓蒙元君臣震驚，還得從貫穿南北的大運河說起。運河在隋代開通後便成了溝通南北的交通要道，同時也是中原王朝的經濟命脈。到了宋代定都開封，改變長期以陝、洛為全國政治中心的格局，隨著長江流域經濟地位日漸提高，宋遼、宋夏對峙局麵形成和北宋政權“守內虛外”政策的實行，南北水運意義更為重大。
開封平疇萬裏，四方輻輳，宋廷在改造、疏浚前代原有水道的基礎上，依托運河形成以首都開封為中心向四圍輻射的人工水運係統。汴河是“漕運四河”之一，即通濟渠，線路基本未變。開封以西，自河陰縣汴口引黃河水東流，入開封府外郭汴河上水門，穿內城，由外郭汴河下水門出城。開封以東河段大體沿今惠濟河大勢，至泗州城南入淮。
因而宋漕河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並山澤之百貨，悉由汴路而進，才有汴河乃是‘建國之本’的說法。而泗州城始建於北周，隋朝時毀於戰亂，唐代重新興建。城池正是處於淮河下遊，汴河之口，乃進入中原區域之襟喉，控製南北交通的要衝，其地政治、經濟、軍事地位的重要性不容忽視。
宋室南渡以後，偏安一隅。金國立都於燕京，京師用度仰漕山東、河北之粟。時黃河南流奪淮，汴河、廣濟河相繼淤廢，漕糧轉輸唯依惠民、禦河而已。禦河因黃河多次衝注、床淺流澀，世宗、章宗之際命沿河州縣官銜內皆帶提控、管勾漕河事，歲發山東、河北、大名諸路軍夫浚治河道，營護堤岸，遂成定製。
永濟渠故道久堙，大定十一年開金口，疏導盧溝河水至京城北入濠，而東至通州之北入潞水。置閘以節高良河、白蓮潭，欲借盧溝水轉漕。但因地勢高峻，金口河水性渾濁不能勝舟而仍以陸挽。在泰和四年又開通州潞水漕渠，建閘節水，減緩坡降，終於使禦河漕船行至都下。
貞祐四年又開沁水入禦河以便饋運；此外金還曾於中都東北郊開漕渠通溫榆河；開長直溝穿萬安湖於今安徽省靈璧縣境，連通汴、泗，皆欲通漕粟。金代國運不長，因而運河使用的時間也不太長，但是經過金朝的治理，一些行將淤廢的運河得以複生。其於禦河沿線諸縣分別置河倉，設綱船，分春、秋兩次起運，至通州和中都城通濟、豐備、豐贍、廣濟等倉存儲，歲運糧近百萬石。
蒙元滅金後，忽必烈繼承汗位，並開始營建大都城。在中統二年，郭守敬即上水利條陳六條，其中之一是建議引水通金代中都，東至通州的舊漕河，南向開河至楊村，但通州至大都五十裏之間，水源缺乏，仍然需要陸路運輸。
此後蒙元平定江南，仍依靠舊運河進行水陸轉運，其路線是：由長江輾轉入淮河，逆黃河而上達中灤旱站，陸運一百八十裏至淇門，入禦河，再船運至大都。這條隋唐以來的運河舊道，因曆經變遷，久不通暢，漕運諸多不便，所以元朝政府著手陸續修鑿大運河。
至元十八至二十年，由奧魯赤主持引汶水、泗水，從濟州西北到須城安山開鑿一條一百五十鄉裏的濟州河。漕路由淮河入泗水，經濟州河北達安山，出大清河，經東阿、利津入海，然後由海運入直沽達大都。此後因海口淤沙壅塞，運道不通，又改由東阿陸運至臨清入禦河。至此，元代南北航運已大致溝通，所不通者，僅東阿和臨清之間一二百裏的旱路。
如果按照曆史的發展，蒙元此時形成了海運、水陸和海河轉運並重的辦法基本解決了漕運問題。但是此後忽必烈暴死，真金繼位，趙昺收複了江南，並擊敗了蒙元水軍，使其喪失了製海權，海運再次斷絕。不過失去江南後，運河不再承擔從江南轉運糧食的任務，對運河的依賴稍減。
但在蒙元在失去江南，不僅失去了稅賦重地，也失去了江浙沿海的鹽場，對兩淮地區的食鹽依賴日趨加重，漕運的運力又顯不足。於是真金采用壽張縣尹韓仲暉等人的建議，派李處巽主持開鑿會通河，從安山的西南起，分梁山濼的水源北流。經壽張西北到東昌，又西北到臨清入禦河。全長二百五十裏，曆時六個月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