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秀才不出門全知天下事’，李謙雖然當下處境不佳，但是畢竟位居中書平章。中書省向來為曆朝皇帝直屬的中樞官署，政權執政中樞部門，不過曆朝曆代中書省的職權相似，但並不盡同。
比如宋前期的中書省僅存空名，與門下省並列於皇城外兩廡，所掌隻是冊文、覆奏、考帳等例行公事，宰相辦公處稱中書門下，中書令不真拜。中書舍人亦為寄祿官，不起草詔命，而另設舍人院。中書舍人亦為寄祿官，不起草詔命，而另設舍人院，置知製誥或直舍人院以掌外製。
元豐官製改革，將中書門下職權分屬三省，恢複“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的唐製、並任命實職省官。同時廢舍人院。中書令仍虛位，以右仆射兼中書侍郎行中書令之職，與左仆射兼門下侍郎並為宰相。然因三省分權製影響行政決策效率﹐實行中改變為由宰﹑執事先共議於政事堂﹐奏準後以”三省同奉聖旨”行下。南渡後，中書省與門下省再次合並為中書門下省，右仆射兼中書侍郎改稱右丞相，中書侍郎改稱參知政事。
元世祖忽必烈以前﹐大蒙古國以劄魯忽赤掌政務﹐大劄魯忽赤是最高行政官。隨著蒙古統治地域的擴大，在中原和西域各地區頒布政令以及征收貢賦、任免官吏等事，都需要行用文書。窩闊台南征駐蹕雲中時，仿照中原官稱，必闍赤長分別稱中書令和中書左丞相、右丞相，同時將必闍赤機構稱為中書省。但這隻為適應統治中原漢地的需要而權宜使用中原官名﹐並未成為蒙古國的定製。
中統元年忽必烈即位後，始采用中原官製，設立中書省以總理全國政務，為最高行政機構。其設官沿襲金尚書省之製，長官中書令由皇太子兼任，未立皇太子時則缺。實際長官為右丞相、左丞相總領省事，統率百司。平章政事四員，為丞相之副貳；右丞、左丞各一員、參知政事兩員為執政官，統稱為宰執。因門下、尚書兩省皆廢，故中書省較前代尤為重要。
後因阿合馬被殺事件，忽必烈一度廢除中書省，恢複尚書省掌權，真金繼位後為了提高漢臣的地位，又再行恢複中書省，安置漢法派官員，以鞏固自己的帝位。但又為解決財政問題，又不得不啟用桑哥，導致中書省地位下降，尚書省位置上升。
李謙雖然失勢，人微言輕，但職位終究還在，作為宰執的一員，還是有權參加議政的。所以他比其他人對國事的了解要遠超常人，加上與大汗真金的良好關係，又能接觸到機密之事，知曉當前戰事詳情，甚至比些宰執更多也就不奇怪了。
李謙可以稱得上當代大儒，學識淵博，又曾輔政，參與決策，積累了豐富的執政經驗，因而對於現下的戰事做出清晰的分析也就順理成章了。他的話雖然沒有說服殿上的所有人的，但是已經取得了大多人的認同，尤其是大汗真金和安童，這讓緊迫的形勢發生了轉機。
經過密議後，大家達成了共識。認為以南朝當前的兵力和財政狀況不足以支撐全麵的對元戰爭，應該是一場意在改善江南被動的防禦態勢的局部戰爭。現下雖然是進軍神速，攻勢猛烈，主要還是己方兩淮兵力抽調過多，導致防線薄弱。且事發突然，各地疏於防備，使得己方一潰千裏，連連失地。
但是隨著宋軍深入兩淮腹地，戰線被不斷拉長，補給線也隨之延長，需要派兵留駐收複的重鎮，會進一步削弱其本就不充足的兵力。而己方在最初的慌亂後，各地也會有所提防，簽征兵力加強戒備。如此一來宋軍強勁的攻擊勢頭會被逐步遏製，也為朝廷調動兵力增援贏得時間。
基於李謙的論斷，大家認為淮西的宋軍主要目標是襄陽和壽州，且分別從鄂州和江州、蕪湖出兵，路途遙遠。兩地得到預警後便會加強防備，宋軍想一戰而下是不可能的。但他們同時也不得不承認，以宋軍的攻堅能力，襄陽盡管城高壕深，可終歸缺乏可戰之兵。而己方即使當下調動兵力千裏馳援，恐怕也難以趕到城破之前趕到。
真金等人皆以為淮東方麵局勢最為嚴重，盱眙已經失守，山陽也危在旦夕，宋軍隨時可以北渡黃淮進入淮北地區，進攻南朝的南京商丘，甚至東京汴梁。但他們現下麵對逼近的宋軍似乎卻束手無策，河南山東地區的蒙軍大部皆已南渡，而宋軍號稱十萬在南朝小皇帝的率領下步步緊逼，可以沿著運河隨時北上，而他們要派出的援兵還遠在大都附近，根本來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