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趙昺下詔全軍動員準備徐州後，敵我兩軍都在快速向戰場彙集，淮東地區已經是戰雲密布。而事務局的情報顯示，蒙元侍衛親軍分兩路前來：西路從大都出發行陸路經範陽、真定、鄭州南下；東路則選擇水路，沿運河經南下，兵鋒皆指向淮東地區。
兩路來犯之敵雖然同時南下，但是由於現在仍是東北信風盛行之時，行舟南下正是逆風，諸多河段需要纖引才能通航，從而使得兩路敵軍漸漸拉開了距離，形成西路突出，東路滯後的形勢。現下西路敵軍已經從鄭州渡過黃河，哨探回報他們應是前往汴梁；東路敵軍要比西路滯後五日左右的行程，而目的地顯然就是徐州。
趙昺分析從大都南下的兩路敵軍應是敵主力，他們也意識到己方控製了運河，便掌控了北上的通路，且可直接威脅大都的安全。因而暫時放棄淮西，而將主力放在淮東，他們兵分兩路先行分別占據新、舊兩條運河上的節點城市，阻斷自己北上的通路，並形成左右夾擊之勢，伺機發起會戰。
對於蒙元的戰略，趙昺並不意外，現在己方發起全線進攻，數路大軍齊頭並進，看似占據了主動。但明眼人不難看出重點還是在淮東，所以將若整條戰線比作一條長蛇，則隻要斬下蛇頭，就能夠打亂整個進攻節奏，也會使己方側翼暴露，失去掩護後也不得不停止進攻，放棄繼續北伐。
現在蒙元軍兵分兩路氣勢洶洶而來，趙昺判斷應該是欲采用大兵團作戰方式與自己一決勝負，這雖說是彰顯統帥的開闊眼界，以主力勝負決定區域的歸屬，可他也清楚越是級別高的將帥，往往越易犯棄小取大最終因小失大的錯誤。所以對外圍據點、關隘棄之不顧以一戰定勝負卻非明智之舉，一旦主力決戰失敗，則連個落腳的地方都沒有，那便是一潰千裏的下場，兩淮將得而複失。
徐州之所以成為兵家必爭之地，而守方往往處於優勢，正是在於其地四通八達，各方麵援軍赴援極易，給攻方造成極大的困擾，所以趙昺以為此役決戰在徐州，但功夫應該下在外圍，隻有控製了外圍據點後再行圍城先立於不敗之地，再與之決戰才是正道。
趙昺審視著地圖，徐州周邊可謂是重鎮密布，東有下邳、西有應天府（宋之南京商丘）、南有符離及壽州遮護。而他此戰的戰略目標是奪取商丘，進而收複汴梁。商丘正處於汴梁與徐州之間，於此役而言戰略位置十分重要，同時此城對於宋室來說政治上也極具意義。
商丘又稱宋州，“南控江淮，北臨河濟，彭城居其左，汴梁連其右，形勝聯絡，足以保障東南，襟喉關陝，為大河南北之要道”，自古就是重要的流通節點城市。太祖趙匡胤曾在宋州任歸德軍節度使，被認為是趙家的發跡之地，故建國號為宋朝。
因宋州是趙匡胤的龍潛之地，所以真宗景德三年宋州升格為“應天府”，取“順應天命”之意。後於大中祥符七年，又詔升應天府為南京，與西京洛陽、北京大名共為北宋陪都。升格後在商丘修建宮室，建設宗廟，奉安了太祖、太宗和真宗的禦容。
宋在都城及一些重要地方多建有神禦殿，但多數隻有一位或兩位皇帝的禦容，而南京同時奉安了三位聖君，由此可見在諸宗廟中占據著原廟聖祖殿的重要地位。靖康之變後，徽欽二宗被女真人擄走。高宗趙構奉太後懿旨在應天府築壇登基，可稱帝不到半年，迫於金兵強大的軍事壓力，不得不遷都杭州，與金國隔江相峙，開創了南宋。隨之金軍大舉過境，應天府失守，後曾在金末短暫收複後，又陷於蒙元手中。
不過商丘出了兩位‘開國之君’，其重要地位依然不失，若是趙昺再次收入手中，正可彰顯自己‘中興’之功。但是商丘距離盱眙尚有七百裏之遙，若是沿運河孤軍深入即便收複商丘，而周邊的重鎮仍處在敵軍之手，很容易被截斷後路，坐守孤城也難以長期堅守。
因而趙昺在次日又發布詔令，命陳鳳林兵出山陽，渡過淮河攻打下邳，取得前進的橋頭堡，並阻擋蒙元水路敵軍順河而下；又命都哥率兵五千出泗州沿淮河向西攻取符離，阻敵出援壽州；同時嚴令禁軍第二軍都統劉誌學加緊攻城，采用一切措施盡快收複壽州，保護大軍的側翼，並伺機渡河北上收複淮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