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議對於統治者來講，可以用一句武俠風的話來概括：劍本無所謂正邪，執劍的人才分善惡。清談的人裏麵有很多山濤、嵇紹、王導和謝安這樣的國之股肱，也有像王衍、殷浩和大量畫虎不成反類犬的權貴子弟。但他們偏愛空泛的行政改革，依照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格標準來評議朝政，裁量人物。而本身多是詞垣台諫、翰林之流，長於奏疏，短於治民、治軍，缺乏實際的治國才能，在外交和軍事上既無實戰經驗，也無真知灼見。
因此曆代統治者對於‘清議’多是持反感態度，甚至不惜大開殺戒。僅趙昺知道的就有東漢末年的漢桓帝、漢靈帝時期的“黨錮之禍”；唐朝最後一個皇帝唐哀帝李柷在位時，權臣朱溫有一次下令大開殺戒，殺了大批當朝的“衣冠清流”名士，將他們的屍首扔進渾濁的黃河；明代甚至動用錦衣衛對付清流們，常常施以廷杖、酷刑；彪悍的滿清入主中原以後，不買傳統的賬，把清流文人狠狠殺了一批。
但是結果卻並卻並沒有使清議銷聲匿跡，刀斧酷刑依然無法堵住清流們的嘴。趙昺分析其中的原因其實與統治者有脫不開的幹係，帝王們為了控製官僚，言官、禦史頗受倚重，於是他們也成了清議影響國策的主要渠道。而本朝更甚，因為太祖誓約中有言‘不殺言官’，這使得他們更肆無忌憚，即使說錯了也不能懲處，使得清議盛行，動不動就給皇帝提意見。
其次，統治者選擇了‘士大夫治國’的國策，同時又以科舉製度控製士人，使得教育的目的是傳播儒家正統思想，捍衛封建禮製，維護封建統治秩序，讀書目的隻有一個，就是參加科舉考試，考取功名，改變自身命運。也就是說，意識形態方麵的權力絕大部分由清流派來掌握。
再者，曆史上曆朝都存在著‘權力尋租’現象，而用於尋租的權力一般都是政治和文化的權力，目的是獲取政治利益。中國長期以來都是小農自給經濟，商業長期以來得不到充分發展，經濟腐敗對社會影響不大，對政府官員的衝擊也很小。
此外，因為清流派成員大多數都是士大夫階層，間接掌握著科舉考試這個重要的工具，進而控製社會的意識形態。所以各個朝代除了皇帝的治統之外，還存在著一個‘道統’，而道統就掌握在士大夫階層中，成為經常和皇帝爭執的本錢，導致官員常常不以皇帝的標準看問題，敢於動輒在朝堂與皇帝發生爭執而據理力爭。
趙昺知道想要壓製清流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千百年來儒學已經深入到社會的各個角落，秉承的理念成為每個階層的共識，從而控製了輿論導向。作為統治者的皇帝，一個普通百姓終生難見龍顏，好與壞同其都十分遙遠。而與他們接觸最多的則是儒士出身的官員，或是身邊能耐人——鄉紳。
再加上信息的閉塞，對外界了解不多，這些身邊的讀書人的話就成百姓們獲得信息的重要來源，評判對錯、分別善惡的標準，往往他們的一句話就能夠挑起官民之間的對立，甚至動亂。如此影響力讓皇帝也是十分忌憚的，不得不容忍他們的挑釁。
更為重要的是士人階層成為帝王依仗的統治工具，雙方之間結成了利益共同體。因而對於清流，皇帝也是又恨又愛，卻更像一對相愛相殺的冤家。即便時有打壓，卻也不敢趕盡殺絕，畢竟還需要士人們維護自己的統治，平衡各個階層間的利益，消除階級矛盾。
當然士人之中既有心懷天下，濟世救民的忠義之士，在國家處於危難之時，能直麵現實反對侵略，表現出愛國熱忱，這個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當然也有隻會呱呱奇談，眼高手低，追逐所謂清名，嘩眾取寵之輩，一旦朝廷稍有不合自己心意，或僅是不滿某位官員的做派，就能惹得他們一頓‘狂噴’，絲毫不顧大局和國家利益。
朱元璋立國初期殺的士人以萬計，以致各級政權官員空缺，最終還得借助士人維持統治，而被皇帝處罰的同時，清流卻獲得了另一種榮譽--整個國家，整個文化界，都認為大臣是對的，而皇帝錯了；滿清大肆屠戮清流之後，不僅未能將其清除，反而當滿族也出現了士大夫階層以後，就更加不得了，清議的性質越來越走向了腐朽和反動，維新的失敗，革命的艱難，到處可見它的影子，成為曆史前進的思想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