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昺清楚清流不斷的上書，摘指自己窮兵黷武，反對繼續對蒙元用兵，又對第二軍在攻取壽州城造成百姓嚴重傷亡的事件窮追猛打，甚至提出不殺之不足以平民憤的言論。根源上還是擔心武人的地位進一步提高，從而使士人被邊緣化，所以欲借題發揮打壓武人集團。
對於北伐在計劃之初，其實就遭到了許多人的反對，幾位重臣也隱晦的表示剛剛收複江南根基未穩，糧草不足，應該緩而圖之，將精力放在穩定內政上。趙昺也認為言之有理，也是擔心朝廷財政困難，難以支撐大規模的戰爭，從而導致攻下來卻守不住的結果。
所以在製定戰略時趨於保守，將戰爭規模劃定在江北一線，已奪取軍事要地，重創屯駐兩淮地區的蒙古軍團為目標，從而實現緩解江南的軍事壓力的目的。而沒有想到玉昔帖木兒的野心更大，居然想舉兩淮之兵再度攻取江南，導致趙昺預先製定的作戰計劃不得不隨之改變，戰爭的規模也越來越大，戰線也越過兩淮，逼近中原。
戰爭的勝利，必然會造就一大批武人以軍功進階，進入勳臣之列，並步入朝堂。且在收複兩淮之役中，趙昺任命了一批軍中的將帥治理地方。而在朝堂派遣的接受新占之地的官員來源，不但有在太學‘回爐’的士子，也有熟知政務的吏員及從退役的軍官，人數基本上三開。
按照趙昺的經驗，新收之地往往在初期會有一個動蕩期，不僅有敵人殘軍侵擾，且民心不穩，盜匪猖獗。這就要求接收的官員不僅有治理地方的經驗，還要有一定的軍事經驗。畢竟戰爭尚未完全結束，戰線也時有反複，地方主官不僅要擔負起剿匪緝盜，保境安民的責任，也要做好組織軍民抵禦敵軍反撲，支援前線作戰的準備。
而軍中的虞侯、參軍等文職人員，既有參與軍事，又有管理士兵和後勤的經驗，以他們作為安撫使、轉運使，甚至知軍、知府主持一地軍政是合適的。且即便戰事結束，也需要具有軍事經驗的官員戍守邊境，抵禦敵軍的入侵。即便退役的軍官也可在地方上擔任都頭、巡檢、縣尉、觀察使之類的地方武裝官員，承擔起訓練鄉兵，維持地方治安等輔助主官的工作。
至於剛剛經過科舉入仕的士子們沒有治理地方的經驗，難以承擔起牧守一地的責任。所以趙昺讓他們加入接收之列，正是讓他們積累執政經驗，為將來執掌一地打下基礎。而那些沉浸官場多年，承擔著各項實際工作的老吏，學術上可能沒有什麼建樹，但是實踐經驗豐富，熟知法令和工作程序，處理繁雜的實務遊刃有餘，完全能勝任縣級主官，或州府的輔官。
以這種三結合的方式組成地方接收隊伍，趙昺以為完全恰當，既能迅速穩定地方，也能解決長期得不到升遷的吏員前途問題；還能讓從軍中退役的軍官多了一條出路，從而減少征募新兵的阻力，鼓勵現役的軍官少了後顧之憂，且軍人體係進入文官體係又能使趙昺加強對地方的控製。
但是這個方案也觸及了士人階層的利益，使他們感到自己在官僚體係中的地位受到了威脅，傳統的‘地盤’有失守的危險。他們知道小皇帝的地位已然穩固，想要似從前采取質疑其非正統來迫使他讓位已經不可能，而最為直接的方式就是剪除他的羽翼——打擊武人集團，從而使他失去強援，不得不重新重視士人。
因此反對北伐便有了一石二鳥的效果，而他們憑借的助力就是民間的力量。江南經過千百年的開發日漸富庶，尤其是宋廷南遷後海貿的盛行，土地被充分利用，經濟發展達到了一個高點。但人終究是自私的，尤其是自給自足，信息封閉的時代，在沒有觸及個人利益的情況下，誰也不願意打破這種‘倉中鼠’似的生活。
如此便導致江南百姓對北伐並不感興趣，並持反對態度，因為在他們的意識裏江北已成荒蠻之地，物產不豐，生活困苦，全仗江南的米糧養活。而收複中原後，朝廷自然要加征稅賦來維持運轉，如此便侵犯了自己的利益，對他們而言就等於變相的‘劫富濟貧’。
對於以民意脅迫自己的行為，趙昺十分厭惡，也並沒有動搖他北伐的決心。而恰在此時發生了壽州大火造成嚴重傷亡的事件，於是又成了清流們攻訐的理由，卻恰恰選擇性的忘記了蒙元在南侵中對江南百姓的屠殺和嚴酷的剝削，完全不提及此戰的正是由於敵軍激烈的反抗才采用的行動，而傷亡的百姓中也有是助敵守城的，隻抓住百姓傷亡慘重的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