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野關於馬場的爭論中，趙昺發現其中的論點最終都會歸於一點，就是‘與民爭地’，而什麼徒耗國孥、增民間負擔等等理由皆是為此做鋪墊的，反正就是要改變當前的土地政策，不抑製買賣，恢複祖製。總之就是反對沿用自瓊州時開始實施的留取官田的做法，而是將土地推向市場。
當前的土地政策是當初進入瓊州，趙昺為了解決糧食自給和財政困難製定的，將原有荒廢的官田和棄荒的民田皆化為官有，然後通過優惠政策召集流民耕種，朝廷收取分成地租來獲得固定的收入。後來收複江南後，他延續了這種做法，將沒收蒙古人侵占的、漢奸及叛官的田地，除部分分配給失地百姓外，餘者皆劃為官田，以同樣的政策交給流民耕種，以解決地方政府財政短缺和得到穩定的軍糧來源。
這項土地政策為解決如何在瓊州立足和進入江南初期財政困難及此次北伐軍費問題，效果可以說是十分顯著的。所以趙昺在處理新收取的兩淮等地區依然延續了此項土地政策，實施‘均田製’實現人人有其田，並將大量荒棄的土地依然劃為官田。
趙昺在梳理了上疏者名單，又發現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最為積極的人除了朝廷官員外，所謂的百姓就是在鄉士紳及士子們。而普通百姓對土地先行政策並沒有意見，據事務局的反應還是十分擁護的，顯然在這場爭論中他們都是被代表的。由此及彼，他恍然大悟，明白自己這是觸及了某些人的利益了。
大家都知道古代土地是最主要的生產資料，對一個統治著農耕文明的中央集權官僚體係而言，保障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基層生產者不至於“亡逃山林，轉為盜賊”，無疑是生死攸關、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哪個王朝忽略了它，哪個王朝就等於在找死。
落實這一任務的關鍵在於“耕者有其田”。於是自漢至唐，不斷出現“名田製”、“授田製”、“占田課田製”、“均田製”等，其核心目標均是抑製兼並，限製乃至禁止土地買賣，以保障大多數人口擁有最起碼的生產資料。但土地兼並是很難解決的問題。
因為在封建社會，一開始的時候政治清明，土地相對比較平均，但是隨著時間的變遷，開朝皇帝的繼任者逐漸平庸甚至是昏庸，導致地主階層同時也是官僚階層利用財富權利等壓迫農民，導致土地兼並嚴重。在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後，便爆發起義，建立新的王朝，然後周而複始，宋代也是如此。
宋朝開國後，為了安撫武勳集團和地主階層，在收回石守信、高懷德等開國元勳的兵權時，趙匡胤就鼓勵他們回鄉養老，安度晚年，造福子孫。為此，他默許地主階級買賣土地，縱容豪強地主兼並之家肆意兼並土地。這個經濟政策雖然對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創造了便利條件，維護了政權穩定，卻給後世留下了隱患。
趙昺在來到這個世界後，身不由己的卷入了政治爭鬥中，而心中也理解當初趙匡胤的苦衷。其也許當初不見得不知道縱容土地兼並會產生什麼樣的惡果，但是在彼時的政治環境下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不得不做出妥協，而他為安撫和收買士人階層開出的價碼不可為不大——官員享有免稅、免役特權，以此來換取士大夫和地主階層的支持，打壓武勳集團。
不過趙昺以為這位便宜祖宗錯在沒有在政權得到鞏固後，沒有趁著士大夫集團剛剛崛起，尚未掌控整個朝堂的時候及時調整土地政策，以致形成尾大不掉之勢。也可能其已有打算，可是未待實施就死了，而繼任的太宗皇帝自始就存在‘得位不正’的質疑聲中，自然也不敢得罪那些把握著輿論導向的士大夫們，繼續選擇了妥協，維持既有的優待政策。
以後的皇位繼任者也將優待政策保持了下來，逐漸形成了慣例，並在法律的層麵上鞏固下來。在宋朝‘尊儒’的政策下，士人們的地位得到了提高，科舉製也讓更多的人可以晉身官僚階層，形成了足以左右朝政的龐大集團，進而產生了一個新的階層——士紳。
以趙昺的理解，所謂的士紳，是有科舉功名的人，並非是傳統意義上的貴族。他們又可以分成兩撥人，一撥是有了功名以後還沒有正式當官的候補官僚，一撥是當官以後退休回家的，即致仕的官僚。這部分人因為有了科舉功名就有了免稅權，也就成了特權階層。當然也可以歸為一類人，因為他們本來就是官僚體製中的人，且跟朝廷的關係非常密切，基本就是官僚的前後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