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略上，世人皆知當時趙匡胤決定立都開封是個錯誤的決定，而其也意識到了這點，曾有意遷都洛陽，甚至連皇陵都選擇在了離洛陽更近的鞏義。但是由於其的暴斃及以趙匡義的為首的群臣反對，始終沒有能夠完成，從而也為北宋的滅亡埋下了伏筆。
長城非是一日建成，而開封的尷尬位置也非一日鑄就。戰國魏惠王為躲避西方秦國的侵擾，又能同時向東進取，魏國都城由安邑遷至儀邑，稱“大梁”，開封城市曆史從此開始。而三家分晉後的魏國，貌似強大，實則危機重重，韓魏交惡則河西必喪於秦，加之向東又敗於齊，魏國由盛轉衰。
但當時開封地勢低平，易積水成澇。魏惠王建都大梁以後，陸續開展了一係列開封城市的治水引水工程。其自滎陽引黃河水入圃田澤，然後開大溝，引圃田水東流，經大梁城北再折而南入穎水、渦河，形成溝通黃河和淮河兩大水係的鴻溝運河。
這道鴻溝對開封的城市命運起到了無可比擬的作用，由此大梁成了四通八達的水運網中心，各河道的通航能力大大提高，大梁因地處鴻溝水係的中心，成為了中原水上交通的樞紐。形成所謂“北距燕趙，南通江淮，水路都會，形勢富饒”的形勢。此處通向南方諸地，一旦南方叛變，梁國可以先作抵抗。
此外鴻溝建成以後，還提高了開封地區的泄洪能力，排除了附近的積水，改善了農田的灌溉條件，促進了魏國的農業生產和經濟的發展。僅數十年間，大梁附近已成為魏國主要的農業區，魏國政權也因此得以穩固。而也為城池構成威脅，後來秦將王賁久攻大梁不下，便引鴻溝之水灌城，曆經百年繁榮大梁城市慘遭破壞，魏國也就此滅亡。
隋朝建立後為加強南北物資運輸能力，隋王朝開挖通濟渠，由洛陽開始，引穀水、洛水達於黃河，經過一段黃河後，於板渚引黃河水東南行，經過開封城下，到現江蘇盱眙縣北入淮河，溝通了當時全國北方的政治中心長安洛陽和魚米之鄉淮揚一帶，逐漸成為了一條富饒的血管中樞。汴州位居該渠咽喉，在漕糧的運輸上具有突出的地位，再迎來一次新的生機。
唐朝開封除了具有水路交通的樞紐地位，還是陸路驛道的樞紐。從西安東行至洛陽後，再向東、東北、東南行，有三條主要驛道，其中兩條都必須經過汴州。特別是去當時唐王朝的財賦要地長江下遊三角洲和江淮地區，必須由此經過。從那時起，汴州實際上已經開始逐漸成為國內水陸交通重鎮和國家經濟命脈的總關卡。
安史之亂之後，為避免因漕運中斷而使首都受困，唐王朝特別在此設宣武軍，重築汴州城，汴州成為中原的軍事重鎮。唐後期，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經濟發展水平越來越懸殊，北方對南方財力的依賴越來越大，汴州的地位也越來越重要。當時人稱：“大梁當天下之要，通舟車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運漕”。
唐末駐在汴州的宣武軍節度使朱溫篡奪了唐的政權，建立後梁王朝，都汴京，稱東都。開封再次成為國家首都。後梁之後相互更迭的政權中，除了後唐遷都洛陽外，後晉、後漢和後周均以汴州為都，稱東京。後晉開始，開封確立了首都的地位，在這些王朝中後周皇帝周世宗對開封城改造的影響更為深遠。
周世宗不僅重新對開封城進行規劃建設，修建開封新城，擴大外城，擴寬城市街道，他還注重興修水利，疏通汴河，恢複之前以開封為中心的水陸交通網。後周東京城的修建為北宋東京城市布局奠定了基礎，且為開封取代洛陽，一躍成為行政中心城市開辟了道路，開封的首都地位易發鞏固。
入宋後，建雖然長安、洛陽在連年戰火中飽經摧殘，令開封有機會在五代時期迅速崛起，並成為中原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但當真要付諸行動時，趙匡胤不是沒有猶豫。誠然開封水陸交通發達，有利於控製廣大關東地區，且經曆五代時期四朝的建設，城池宮闕已經相對完備，但這裏不是沒有隱患。
從地理上看，開封四周幾乎無險可守，是典型的“四戰之地”，作為一個國家的都城非常不利。為了彌補開封地理上不利防禦的弱點，宋朝必須在都城駐屯重兵加以彌補。棄了建都長安或洛陽，北宋開始著力開發開封這座重要的水城。當時的東京汴梁有惠民河、汴河、五丈河和金水河從東京城裏穿過，人稱“四水貫都”。而東京就成了汴河、黃河、惠民河和五丈河漕運四河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