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顏看看鐵穆耳，又看看暗自搖頭的殿上眾人，也是暗自思惆。他近一段時間雖然遠離朝廷，但是對於朝中之事並非茫然不知。早在自己離開時，他便製定了築城守江，與宋交好的策略，但是在玉昔帖木兒接替他之後，卻將此全部推翻。不僅停止了築城，還頻繁縱兵製造摩擦，挑釁南朝，遭到宋軍反擊後依然不知收斂，依然如故。
玉昔帖木兒如此大膽，伯顏清楚其必是處於真金的授意。因為當初大汗明著讓他以中書右丞的身份主持與宋和議，其實心中對丟失江南十分不甘，希望自己能夠奪回江南。可幾次交手後，伯顏就意識到想要在軍事上取得勝利，短期內是不可能的，應該從長計議。
為此伯顏曾與真金長談，以為當下南朝小皇帝剛剛收複江南，兵鋒正盛，野心勃勃的欲收複中原。而其剛剛繼承汗位，但是根基並不穩固，應該先穩定內政，收服眾王，鎮壓反叛，不是急於對南朝用兵，而是應該避其鋒芒，與南朝修好。待汗位穩固，精兵練成，財政改善後再進江南。但是真金顯然沒有聽進去，卻將自己打發到了和林，當做塊‘鎮宅石’來用。
伯顏再看真金，此時桑哥和鐵穆耳及月赤察兒正大談和議的必要性，其雖繃著臉，但是難掩臉上的亢奮之色。他不由的暗自搖頭，自己對於真金的聰明和幹練是喜歡的，否則也不會在草原諸王的反對聲中毫不猶豫的站在其的一邊，力排爭議，壓服諸王，扶植其登上汗位。可是他也發現其與忽必烈相比還是不夠成熟，在治國理念上父子兩人更是有很大的差異。
忽必烈作為一個政治家注重的是實用，在儒治上是謹慎的，對儒臣的使用也是有限度的。即在儒臣的主張符合其政策時才使用之，一旦儒臣對現行政策無用時，他會毫不猶豫地拋棄之。而真金自幼受到儒學教育，信奉儒家治國之道，他相信要治理國家，非儒治不可。特別是在理財方麵，父子倆的觀點更是不能兼容。
所以伯顏明白真金繼位後必然會重用漢臣，與自己的策略必然出現分歧，那麼被邊緣化也是必然的。事實上也是如此，在一幫漢臣的支持下，其馬上屏棄了自己製定的對宋由攻轉守的戰略，調玉昔帖木兒主持河南山東行省軍政事務，為攻宋做準備。而為緩解財政困難，他利用桑哥追繳地方欠朝廷的稅賦，減少甚至停發對草原諸王的賞賜，卻又采用漢法消減稅賦以收買民心。
對於真金的所為，伯顏還是理解的。一者其剛剛繼位，而蒙古人又最重軍功，真金必須以一場軍事上的勝利來彰顯自己的武功，從而獲得蒙古諸王的擁戴；二者，真金是想通過減少賞賜來減少朝廷開支，緩解財政困難；三者通過減輕百姓稅賦緩解蒙漢之間的矛盾，以此來恢複社會穩定，進而保證朝廷有穩定的財稅收入。
這些政策在伯顏看來過於激進了，要知道蒙元立國的根本是蒙古人，特別是蒙古貴族們。其的新政不僅在政治和經濟上對蒙古人進行打壓，必然傷害到統製基礎，引發蒙古貴族們的不滿。而減輕百姓稅賦，使朝廷在失去江南財源後，財賦收入進一步減少，隻能逼著其催討地方拖欠的稅賦，如此又激起中原蒙古人的反對。
在軍隊的戰鬥力上，伯顏一直領兵，並主持了滅宋之戰，對他而言是有發言權的。在他看來，在忽必烈當國時，蒙古兵和北方漢軍戰鬥力的衰退就已經初現端倪。到了忽必烈借李璮之亂解除了北方漢人世侯的封地之後，漢軍世侯們失去了利益，對元王朝大擴張隨之失去動力，世侯軍戰鬥力也不可避免的開始下降。而蒙古兵則因為進入中原已久，驕奢淫逸而不斷失去戰鬥力。
但是這一階段，伯顏以為元軍的戰鬥力的退化還不是很明顯。加之蒙古此時國力遠勝南宋，靠著國力碾壓，還是成功滅宋。然而無論是征討占城、安南及日本的慘敗，還是麵對西北海都、篤哇等諸王的肆虐表現出的乏力。尤其是在征伐瓊州殘宋政權和日本失敗後，水軍幾乎傷亡殆盡，有戰鬥經驗的將領和精銳傷亡慘重，導致元軍戰鬥力的退化速度進一步加劇。
另一方麵，朝廷中的大部分輔臣，隨著能征慣戰的老一輩將領逝去，新一代的重臣大多是憑借先人的功勞登上高位，他們大多數人沒有經曆過戰，也沒有作戰經驗，對他們而言，成吉思汗、窩闊台、蒙古、忽必烈等列祖列宗親冒矢石、帶著百戰之師千裏迂回的壯舉變為了他們的神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