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昺來到這個世界也有十餘年了，在這期間他也在不斷的適應和研究這個社會，試圖抓住難得的轉型期尋找一條適合大宋的康莊大路。隨著研究的深入，從以前對儒文化的不讚同、甚至對有些理念持排斥態度，開始發生了轉變，發現其中也有些道理。
首先宋朝開啟了科舉公平競爭的閘門，包括工商業者在內的各階層子弟都有可能登第入仕。整個官僚隊伍主要出自科場的選拔，他們雖有等級高低，但“比肩事主”，法律身份上是平等的。地主階級已無“士庶之別”，地權開始以經濟手段頻繁轉移，地主、自耕農與佃戶都可能因土地得失而地位浮沉。
不僅僅耕地租佃，相對平等的契約關係也開始進入許多經濟活動，農民與手工業者開始擁有遷徙權與流動權，促進了各階層間的橫向流動與上下流動。所有這些變化，已經催生了人們對平等的朦朧向往。其中宋學家倡導“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就是強調這種平等觀。
在社會上，以農為本、工商為末的傳統思想受到挑戰，出現了士農工商四民平等的觀念，趙昺以為這在近代公民意識出現前不啻是身份觀念的革命，表達出對社會平等的強烈訴求。相對前代，這種平等意識是新因素，當然在他看來與近代平等觀仍有本質區別。
其次相對於前代來說宋朝政治氛圍相對寬鬆，兼容精神也遂應運而生。宋學在其創立形成期秉持兼容並蓄的開放姿態，頗具懷疑精神與創新活力。與此同時，對宗教和經世上頗能寬容並存，客觀肯定別派可取處，使佛門在學理上融合儒道，道教從儒佛中汲取養分，而最高統治者也以兼容精神處理宗教關係，三教和平共處成為常態。而在兼容並蓄中，士農工商也能不斷吸收、借鑒、融合其它異質文化，產生新的文化。
此階段的儒學從本質上來說也稱得上是一種入世型文化，講究履踐，強調經世，從根本上關注百姓怎樣生存發展、國家如何安寧強盛，體現出“以天下為己任”的濟世情懷。他們中的精英分子自許是天下安危、生民利病的實際擔當者，向皇帝發出了“與士大夫治天下”的籲請，展現出迥異於前代士人的自覺意識。旨在通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的“內聖”功夫，最終落在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外王”之道上。
而在新儒學的重建過程中，趙昺也發現士人們崇尚名節操守，以此敦促優秀的士大夫官僚“不枉道以求進”，自覺信奉“刑賞為一時之榮辱，而其權在時君；名義為萬世之榮辱，而其權在清議”，將當世與後代對自己的評價視為高過賞罰、超越生命的永恒價值。但是隨著曆史的發展，士人的地位已經穩固，消極因素不可避免開始出現，利弊得失往往藤纏葛繞共生在一起。
到了趙昺到來的時代，大宋朝已經是千瘡百孔，官場腐敗，經濟崩潰，世風日下，很多士人放棄了過去堅持的操守，轉而追逐名利，甚至不惜出賣民族和國家。就他獲得的政治遺產而言，其製度設計固然確保了君主集權，根絕了分裂割據，但時時處處“事為之防，曲為之製”，在軍事上，各自為政、缺乏協調、難以統籌等等弊病如影相隨，嚴重削弱了軍隊戰鬥力。
在行政上，政出多門、官員冗濫、效率低下等現象也司空見慣。於是，強敵壓境、時局紛擾之時，缺少活力、短於應對。就精神遺產而言，作為精神文化內核的新儒學確為時代注入過許多新元素，但隨著外部環境的壓力與內部專製的強化，理學逐漸作為宋學主流獲得尊崇，升為官學，創立期的兼容精神日漸泯滅，而“存天理，滅人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等教條經過發酵，最終成為專製帝國控製官僚、馴服百姓的精神桎梏。
這些百餘年積累下來的弊病當下統統轉嫁到趙昺身上，他要有番作為，中興大宋，就必須要對這個搖搖欲墜的王朝進行改造。而此時皇權衰落，士人已經占據了朝堂，控製了民意，他的生存環境已是十分惡劣，自己想要做什麼都會感到束手束腳。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大家很熟悉的一句話，以我們的理解就是天下的土地，都是皇帝的；在土地上生活的所有人皆是皇帝的臣民，確有“家天下”的味道。當然這句話以現代人來解釋也並非是法律意義上的關於財產權歸屬的描述，僅僅是政治意義上的主權宣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