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想通了江鉦要退出朝堂的原因，可其采用如此激烈的手段，還是讓趙昺覺得有些不可思議，其完全可以在奪取襄陽後再功成身退。反正在這個年代，連個體溫計都沒有，更別說ＣＴ，核磁共振了，你要堅持說有病，再擺出副病懨懨的樣子，根本沒有人能查出來真假。
即便官員們也清楚權臣和皇族最容易受到猜忌，而皇帝皇帝很大程度上都是一個時代的最高權利者，他想找你的毛病是很容易的，被猜忌的大臣大多是能力突出且居功自傲，有明顯的政治隊伍且不和皇帝一心。如此臣子麵對帝王的猜忌，從而做出防衛措施也算是正當。
而趙昺也明白官員們其實是有兩個生命，一個是他的本人生命，另一個是他的政治生命，一旦受猜忌，政治生命就麵臨著完結，人身安全也很難得到保障。即便保全了性命，也是活的艱難。正如前世看的一部電影《元首回來了》中，其有一句台詞：“我除了從政什麼也不會。”
但是趙昺知道，他不是不會，已經當過元首的人還會去維也納街頭賣畫嗎？而政治家不都是這樣嗎，趙普不會再去教書，韓信不會再去蹭飯。而自己丟了皇位，不會再去船場中去做一名工匠。對於這些人來說，失去了政治，他們就是一群行屍走肉。
趙昺現在想不通的是自己對於江鉦一直很信任，從未猜忌其會有不忠的行為，別說對他人說起，就是在心裏壓根沒生出過這個念頭。所以江鉦完全沒有必要驚懼到如此地步，他此時以非正常手段強行退隱等於是放棄了後半輩子的榮華富貴，影響到後世子孫，甚至反而會更容易引發懷疑。
當然同樣讓趙昺十分困惑，難道是自己無意間的言行，讓江鉦誤會了？他覺得這個問題有必要搞清楚，否則肯能會影響到朝廷的穩定，畢竟一個鎮守一方的重臣，在沒有什麼過錯的情況下突然去職，足夠引發朝野無數的遐想。
難道是因為趙孟錦改任鴻慶宮使，放棄軍權退居二線的緣故？趙昺猛然想到了這一點，而王應麟也剛剛也恰好與他說起安史之亂，其中是否暗示自己江鉦要去職的原因呢？捋出了線索，他不禁訝然，正是自己調整原江東置司的事情讓其感到了什麼，幹脆以傷病為由‘體麵’的退出朝堂。
剛剛在討論安史之亂後，唐廷在處理大軍團危機的過程中，就處理時序和方式而言，已經體現出了明顯的地域差異。唐廷最關心的是帝國的政治中心關中，因此雖然關中的幾大派係都對平叛或抵禦異族有過重要貢獻，但德宗最先打壓的還是此地的朔方軍、四鎮北庭軍以及稍後入駐的幽州軍。
盡管在打壓過程中引發了“奉天之難”這樣嚴重的危機事件，但事件平息後關中藩鎮的問題確實是唐廷最先、也是最為徹底地解決的。而實際上，從朝廷與地方的關係來看，安史之亂前，以關中為政治中心的唐帝國，隨著將它的軍事力量逐漸部署在邊境，政府部門需要不斷到位於河南的東都來獲取食糧。
河南運路的開辟並漕轉江淮糧餉入京，讓一個原先主要以關中就可自立的朝廷，現在不得不將軍事、經濟權力移交於其他地區，它就已經在逐漸瓦解“關中本位政策”了。安史之亂爆發後的藩鎮時代，隻是加快了這一轉變的進程，並且使之變得更有“效益”。
所謂的“效益”，就是帝國現在僅需要關中——河南——江淮這三個地區就可以維持其統治。它不需要親力親為地參與河北的軍事布防，因為安史亂後處於半獨立狀態的幽州已經承擔了為帝國抵禦東北異族的責任。所以就統治效益而言，犧牲江淮的財力與不顧威脅帝國心髒地帶的西部異族，去利用禁軍或河南藩軍收複既無太大經濟價值又可能導致軍事壓力的河北地區，意義顯然是不大的。
而關中、江淮、河南相比，帝國對河北的態度要複雜得多。安史之亂既然起於河北，因此河北的幽州、平盧勢力對帝國的威脅毫無疑問是最早也是最嚴重的，但亂後河北依舊由出於安史集團的叛軍舊將占領。而這一放棄不僅是關乎唐廷有沒有能力收複河朔的問題，同時也是一個唐廷有沒有意願收複河朔的問題。
在對河朔的打擊中，唐廷現在更多地要視江淮的財力、以及關中禁軍與河南藩軍的兵力來行動。所以說，帝國的維係現在主要依靠、而且幾乎隻要依靠前三個地區就能進行，於是“收複”河朔在唐朝君臣看來反倒成了一樁賠本買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