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讓大家猜，可誰又敢猜！因為這個話題太敏感了。
王應麟偷眼看看在場的幾個人，除了憨直的倪亮還在琢磨如何回答陛下的問題，陳識時和王德都保持著緘默。他熟讀經史自然清楚，立儲一事是困擾曆代帝王的一個難題，自秦漢以來，盡管曆朝皇家皆遵循嫡長子繼承製。但不管在哪一年代，均有皇子爭位的慘劇發生。
自秦王嬴政統一六國，稱始皇帝立儲便為皇帝所要考慮的事情。而秦始皇因猶豫立儲，在臨死前屬意扶蘇即位，卻因時間緊急未能詔告天下，所以被趙高、李斯等小人有了可乘之機，篡改遺詔。結果令秦王朝曆兩世而滅亡。
秦皇立儲君的教訓，令後世王朝不得不想盡各種辦法避免禍起蕭牆，但似乎都不是很見效。漢代始，設立東宮軌製，意在為培育和攙扶太子而豎立的以包管皇位和平有序過渡為最終目的的一套機構和軌製，而東宮也從太子所居之宮殿，指稱皇太子了。
東宮軌製自漢代豎立之後，經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成長、完美，到唐初已達至巔峰。機構設置完整，詹事府、左春坊、右春坊的職責可與尚書、中書、門下省對應，能如小朝廷般自力運行，形成國度第二權力中心。但與此同時，日益壯大的儲權與君主專製的一元體係發生了矛盾與辯說，依然無法避免引起政局動蕩，骨血相殘。
然則這種狀況到唐玄宗時期已發生轉變。開元今後，太子不居東宮，隻棲身在“乘輿所幸之別院”，生活昏暗。唐肅宗李亨在東宮時，多次遭到李林甫的讒諂，身心承受創傷，精神壓力偉大。到唐後期，跟著太監勢力的膨脹，皇帝選立之權皆把握在太監手中，原本在皇帝絡續收權情形下已經相當凋敝的東宮軌製隻剩空文罷了。
後期下詔立太子、行冊立太子禮往往與皇帝即位合而為一，皇太子僅在帝位更替時才有存在價值。而隨跟著太子權勢的衰微，東宮官的地位也因之降低，東宮呈現衰微的趨勢。到唐憲宗時，東宮官執政臣心目中的地位“日益疏賤”，弗成與唐初東宮官視同一律。
從中唐到五代時期，東宮官或總領其他事物，或為致仕官，真正與東宮職事相關的職官寥若晨星，且多為兼職。東宮官職官虛化，相當部門的東宮官成為官閑秩輕的地位，或成為安置其他閑散官員的地點，甚至東宮官已演變成為新一類加職官。
東宮的衰弱，又導致了新的問題發生。唐宣宗被史家譽為“明察沉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的“小太宗”，在宮庭生活方麵，為了長生與縱欲，不惜大量服食丹藥而送命；在冊立儲君的問題上，因為立儲太過糾結，以至延宕時日，臨終儲君尚未正式確定。
且不論鄆王與夔王，誰劣誰優，如果立誰又會怎樣，但曆史沒有如果。正是因為東宮未立，加上彌留之際所托非人，因此造成兄弟覬覦帝位，給了宦官得以私自擁立新君，重新執掌權柄的機會。就這樣，唐宣宗自已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小貞觀”之治，很快便土崩瓦解了，也正是其這一人生最大的遺憾，讓大唐王朝的最後時刻真的很快就到來了。
後世有史學者在評論唐宣宗立儲糾結的後果時，是這樣說的：“以立儲之大經，不先決定，及駕崩以後，竟為宦豎握權，視神器為壟斷之物，英明者果若是乎？……無感乎唐室之天下，與閹人共為存亡也。”正是唐宣宗在立儲問題上的反複糾結與再三猶豫，才給宦官重新掌權提供了機會，也才使他身後會留下無數的隱患與無窮的遺憾，這就是“當斷不斷，反受其亂”的曆史教訓。
以王應麟所知，在吸取了前代的經驗教訓，避免重蹈覆轍，宋代皇室沿襲了中唐以降東宮官屬的軌製設計，將東宮架空以實現不亂政局的目的，且在大宋當太子並見得不是件什麼好事。
首先作為太子所依的實體東宮設置都很隨意，一般當原先的皇子被冊立成太子時，他的王府甚至他原先的居所變成了新的東宮。甚至將空閑宮殿修葺成東宮，從而節省人力物力，隨意性可見一斑。
其次在太子的定位上，其職責為“視膳問安“。也就是說，作為皇太子，你除了跟著老師學習，你的任務就是來向我請安。早上請安，中午請按，晚上也請安，其它的事情就不用你操心了。
原先的詹事府，左、右春坊都早已不複存在，或者說實質上已經消失，留下來的隻是形式上的保留，僅為了讓太子的禮數盡可能的周全，受此影響東宮機構基本喪失獨立運行的能力。